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老美的“SummerCamp”热潮

真正的夏令营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保证孩子在夏令营中度过难忘而有意义的假期？美国夏令营的运营模式和效果值得我们关注、思考。     

谈19世纪美国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19世纪,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得到了普遍而持久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领土的扩张方面,从国家独立到1900年,领土扩张了3.5倍。其次是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各要素如GNP、劳动力、资本、土地、生产率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

2020年初,美国国务卿访问中亚,随后美国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这标志着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其中,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C5+1机制,该机制的目标在于:改善中亚地区的经济环境、保障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自成立以来,C5+1机制大致经历了初创期、发展缓慢期与调整转型期三个时段,这一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特征,也受到阿富汗安全形势、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中亚周边大国关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结合C5+1机制的发展过程,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C5+1在美国介入中亚事务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美国利用该机制遏制域外国家的意图将会增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也将提高,阿富汗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将进一步强化。     

国际特奥会创始人——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母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共生育了9个孩子。其中,肯尼迪的姐姐罗丝玛丽·肯尼迪,患有先天性轻度智障,本可以通过手术改善情况,但做手术时因医生操作不慎,导致手术失败,不仅使罗丝玛丽的智障程度加深,还让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只好长期住在“特殊孩子”医院。     

美国与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1949—1969)

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源于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围绕西伊里安地区主权的领土争端。作为荷兰的盟友和印尼的友邦,美国政府的立场成为决定争端结果的关键。美国是"民族自决"原则的倡导者,但冷战时期其"反共利益"与"民族自决"原则在争端中出现错位,而同盟关系、东南亚冷战局势,以及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等因素的交织,加重了美国外交选择的复杂性。在维持了十余年的中立政策后,美国政府决定牺牲西伊里安土著居民自由选择政治命运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在印尼的利益。美国政府在"西伊里安争端"中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演变表明,其推崇的"民族自决"在冷战环境下已演变为灵活运用的外交工具,而非追求的外交目标和原则。     

"非师范类"院校之公共史学课程建设

高等院校中的历史学专业受到学科性质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路径相对偏窄,而属于基础教育类别的历史教师逐渐成为"师范类"历史系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进而对广大"非师范类"院校历史专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公共史学课程的设置成为突破高等院校历史学科建设瓶颈的有效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历史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协调理论教育与实践培养的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拓宽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促进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公共史学课程的建设要求高等院校重塑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构建以市场和公众需求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国家教育部关于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和实践课程发展的政策要求,利用综合性院校的学科多样化优势,注重历史学与经济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加强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