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冲突中的原因分析:资源、利益与信息

从冲突本身切入分析环境冲突,并从资源、利益与信息三个方面对环境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通过分析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和广东茂名芳烃(PX)项目事件两大案例,研究环境冲突发生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污染冲突中资源稀缺到利益冲突的直接路径,也就是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邻避冲突中资源稀缺通过信息闭塞导致可感知利益冲突的间接路径,也就是环境污染尚未形成,但是存在可感知的利益冲突.以此来解释资源、利益与信息在诱发环境冲突中的互动机制.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研究的预防也应当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构建和完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信任机制.     

提高当前税收行政执法水平对策研究

基于制约税收行政执法水平的内、外部因素,在积极进行税收法制化建设、提高公民依法纳税意识、强化税收行政执法刚性的同时,通过大力整合税收岗责体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整体提升税收行政执法干部队伍的法律素质与业务能力,是提高税收行政执法水平的必由之路。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用地冲突,还是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认知与治理的演进脉络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邻避问题日渐突出,成为现代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人们对邻避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邻避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外在表现为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土地用途上的冲突与对抗,其本质是复杂而系统的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的治理模式可划分为三类:立足于政府权力的DAD模式、基于市场交易的BCB模式以及以大众为中心的CPC模式。当前,CPC模式被公认为是更有可能推动问题解决的路径选择。     

邻避现象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设施水平逐步提高,不可避免地要布局邻避设施。政府准确、理性地认识邻避现象是应对复杂局面、协调不同利益关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前提。本文对国内外邻避现象历史演进、成因、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及治理策略方面做了梳理,并对国内研究不完善方面进行反思,以期进一步加深对邻避现象的理解、能更好地处理好邻避冲突。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研究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却时有发生,并呈现出参与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日趋广泛、事件发展模式化、处理模式简单化等显著特征.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展各个阶段,其中所涉及的各种不同心理活动.将冲突事件发展阶段作为研究线索,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刻原因、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提出系统的预防、及应对策略.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与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立足COVID-19情境,以1169名公务员为研究样本,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其避责行为意向的关系及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和风险感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问责不当性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公职人员的避责行为意向;公共服务动机在问责不当性感知和避责行为意向互动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在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厘清中国情境中基层避责行为生成过程及其作用机理,助推政府问责制度改革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责商,具有全球普世价值

当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欧洲经济衰退,全球性和地区性矛盾加剧,人们在呼唤新的并能代表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普世价值。诞生于中国的责商RQ(Responsibility Quotient)理论,将责任上升到哲学的理性高度,本文基于责商理论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分析如何对西方文明的新突破,对当今多极世界矛盾丛生的理论再思考,尤其论述了责商理论所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特质,不仅对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本质规律进行了再认知,而且提出了中国创新一条在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构建起以责商理论为支撑的主流社会价值体系,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全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负责任的全球普世价值。     

试析武则天时期的劝农与科责

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无论对象还是惩罚的力度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常的劝农形式有别。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武则天将劝农与官吏考课联系起来，并辅之以严厉的监察，促使地方官员进一步向基层吏员和百姓施压，从而导致严厉的科罚。另一方面，武则天时期出现大量浮户，劝农与科责既是在民户逃亡后保证农业生产继续的手段，也是巩固劝农政绩、招徕户口归农的措施。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政府的“劝农”本质最终还是促使劝农官与基层农业生产管理日益疏离，劝农愈趋形式化。     

基于邻避运动视域的中产阶层功能重新审视]——以R市的“核邻避运动”为例

国内学术界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政治“稳定—缓冲”器的认知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结构，但就现实而言，却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过渡性。近年来，城市中产业主引发的愈演愈烈的邻避运动，更是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基于R市“核邻避运动”的视域，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流下会发生转变，甚至出现了“稳定器”和“动荡器”两个相对立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差别阶层特质、中产精英上台等内部中介机制,以及怨愤情绪生产、政府内部分歧等外部中介机制，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演化的深层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份限制”和“制度限制”的二重性，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往往并不会演变为“颠覆—异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