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代价观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 ,他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且还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代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中的代价问题。     

也谈如何认识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梅宁华先生商榷

梅宁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如何认识我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片面观点和错误看法,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该文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也违背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强调树立"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的氛围背道而驰.作者关于一些专家学者"只看问题不谈成绩"、"矛盾和问题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矛盾问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会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用基尼系数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大是"洋教条盛行"等观点似是而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逆向供应链的非合作代价分析

为衡量基于价格合同的逆向供应链运作效率,将非合作代价(PoA)概念引入逆向供应链.考虑废旧产品供应的不确定性,分析了推式和拉式两种结构的两级和多级逆向供应链在分散决策时效率损失的上界.研究表明,逆向供应链并非正向供应链的简单逆过程,这是由于逆向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上游端,从而需要考虑废旧产品供应不足导致的缺货风险;推式与拉式两种结构下具有一致的PoA,即分散决策下的效率损失与谁来承担风险无关.此外,逆向供应链级数的递增会加剧供应链效率损失,但逆向供应链级数一定时PoA趋于定值.     

基于改进支持向量机的电信客户流失预测模型

随着电信业改革的深入和竞争的加剧,电信企业的客户流失率逐步攀升,如何预测并有效减少客户流失直接关系到电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流失客户在客户总体中占比例较低,因此电信客户数据集中存在明显的非平衡数据问题,传统的客户流失预测把客户流失作为普通的模式识别问题处理,建立基于普适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在两类错误的错分代价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基于普适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缺乏实用价值,因此引入代价敏感学习理论建立了基于改进支持向量机的电信客户流失预测模型,将不同的错分代价纳入建模过程,有效的提高了模型的预测性能.     

实现唐山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三要素

正唐山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较大经济体量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沿袭的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倚重的是传统的产业结构,付出的是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唐山2013年的经济发展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果不居安思危,采取颠覆性的措施,尽快打开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未来发展的道路将越走越     

论可持续发展的代价调控与实现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在面临一系列冲突和矛盾时所作的一种选择,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是无代价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不例外。面对可持续发展选择下的代价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做积极的调控努力,一方面可以从发展伦理学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同时在代价调控的宏观目标设定上要保持代价与创价的博弈均衡。     

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人口红利背后的经济社会代价,意在提请人们注意,人口红利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人口红利好处的同时,也要洞察其背后的隐患,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事受人口红利,而是要摆脱对它的依赖。只有利用好人口红利期,在人口机会窗关闭前积极求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