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特殊的艺术再创作

通过对艺术创作过程的分析,论证文学翻译为一门特殊的艺术再创作。无论是创作冲动、艺术构思,还是艺术表达,文学翻译与艺术创作都具备同一性。但是两者并非完全相同,文学翻译受到原作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提倡创造性翻译,以实现译者的自身价值。     

文学模糊语言的翻译及译者的地位

本文旨在讨论模糊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以虚对实,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的准确语言;以虚对虚,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以实对虚,以精确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等角度探讨模糊语言翻译的方法.在翻译文学模糊语言中,译者应当明确自己的角色和作用,使译文文本同原文一样呈开放性的结构,让译文读者介入其中,去解读,去阐释,从而获得共鸣.     

浅析翻译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必须突破客观受动因素的制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译者一方面要对这些客观制约因素有清楚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又要善于在客观中发挥主体性，在制约中发挥能动性，真正做到有思想、有创新，延续原作的生命，搭建文化沟通的桥梁。     

冰心翻译研究的生态途径

以冰心翻译为例,考察翻译研究的新途径——生态途径对具体翻译活动的阐释力,得出以下结论:生态视角下的冰心翻译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存在关系和实践路径;在翻译选材上,冰心轻欧美而重亚非,体现了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自觉维护;她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存在关系呈现了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这种共生与互生的生态存在关系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冰心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伦理观;在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也处处体察出她"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实践至诚之道的路径。     

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身份探究

法律翻译本身具有国家实践性质,国际商务法律文本制定呈现国际化趋势,法律术语翻译多有不对等现象,这些都对法律译者主体的身份提出新的要求。商务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co-drafter ）身份定位具有合理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英译本中的“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置留权”的误译,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译者认识自身作为法律“共同起草人”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译论的“中庸”之道

面对西方译论重理论的强势形象,中国传统译论因其偏重经验和感悟而曾一度被边缘化,然而在时间上已经结束的中国传统译论对于重新认识当代翻译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分析内化于传统译论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译者身份定位等三方面的哲学基础,即"中庸"之道,旨在揭示传统译论的无穷魅力以及对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再思考——兼评克朗宁《翻译与全球化》

全球化要求翻译学对许多根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在翻译功能方面,跨文化交流需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不能一味强调完全掌握对方语言。在译者身份方面,译者应扩大眼界,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在翻译研究方法方面,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揭示文化交流中的权力关系,从而促进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平等交流。     

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

在对明清以来中外语言接触的研究中,"通事"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交流媒介不可忽视.这些在16世纪至19世纪初担当广东沿海中外贸易和交涉事务的翻译人员有的来自民间,有的为官方指派.他们与后来同文馆、广方言馆科班毕业的"翻译官"不只是表面上称呼的不同,更反映出其时位居高官的朝廷大员是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学洋语的:由藐视"番人"、"鬼话"到被迫学洋语,识洋务,从对"通事"的不信任到对"翻译官"的竭力培养.同一个角色所处的地位经历的这种"自下到上"的巨大转变,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得作一研究.     

知识系统图谱下的译者地位考量

译者地位的变迁与人类知识图谱的演变密不可分,人类知识图谱的演变始终制约着译者的主体地位变迁。人类知识系统经历了神学知识系统——物理学知识系统——生态学知识系统的变迁更替,译者的地位也相应经历了仆人式译者——隐身的译者——彰显的译者的升降起伏。     

认知、语言交际与译者心智模型

翻译的过程是人类所经历并体验的复杂心智过程,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认知、情绪取向和意识状态等众多因素。从心智模型的视角来研究翻译过程,是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心智模型”应用于翻译研究的一个全新且有生命力的尝试。翻译过程中的意义传送必定通过译者心智模型密切地关联和过滤。译者的心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助益或影响了译者对于原作语言形式的体验及其意义的表征推理以及其在目的语中意义及语言的选择和表述,从而决定了译文的语言风格及意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