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坚守与务实:评严嵩任礼部尚书期间对明朝周边事务的应对

严嵩入内阁之前,曾担任礼部尚书达六年之久。他主持处理国家礼仪典制诸务,颇得认可,其主要政务保留在他的《南宫奏议》一书中。在处理周边事务时,他既能坚守明朝一贯的以"华夷之辨"和"天下一家"为宗旨的朝贡贸易原则,又能务实灵活地处理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其积极贡献与嘉靖后期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和弄权乱政等的恶劣影响大不相同。因此,对严嵩的贡献和历史评价,分时间和事务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更显客观。     

《诗经·甘棠》与召公之德

《诗经·甘棠》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首赞美召公之德的诗作。关于甘棠故事的解读,从西汉初期的"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决狱政事",到西汉中期的不妨农事、"为民爱力",再到东汉时期的"听男女之讼",历代经学家的注疏存在着历史的层累叠加。总的来看,"召公之德"包括三方面:首先是他为二伯能居上下位,与民众直接交流并深得民心;其次是他施善政,"巡行乡邑"使民得以乐业、使官得以行法、使"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最后是他"为民爱力"、不妨农事、爱民如子。这些都是召公行文王之德,教化南国的体现。     

崇祯帝亡国亡身与其用人上的性格缺陷

正公元1644年3月19日,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怀着无限的遗恨,在京城煤山的一棵歪脖树上自缢,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自此覆灭。崇祯帝并不是那种骄奢淫逸、荒淫无道之君,登基之初,面对危机四伏、弊病丛生的政治乱局,他忧心忡忡,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渴望扫除朝廷多年积弊。为此,他勤于政务、一生操劳,宵衣旰食、     

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

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并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加兵公常领录尚书事，或兼领尚书令；地方镇将常兼领尚书省长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军府制断尚书事，甚至在非常时期成为替代尚书省的“国务总汇”机构，以及军府掾属权过尚书干涉政务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孱弱。     

魏源《书古微》的学术特色

魏源治《尚书》主张专宗西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其所著《书古微》即以此为职志。此书继承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学术特色,加以自己的发挥与引申,得出了许多常人注意不到的"大义"。这一学术特色的根源在于,魏源相信《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必有深意存焉。但同时《书古微》在阐发微言大义时,也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     

读《西藏志》札记

<西藏志>是清早期一份关于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记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向为学术界所公认.本文在介绍<西藏志>抄本、成书时间、文献价值之基础上,推定为此书乃驻藏大臣衙门内某一名(或数名)官员所编,并就其与<西藏记>、<西藏考>、<西宁府新志>、<西藏见闻录>之异同详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