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研究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之后列宁通过对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俄国实现"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跨越论"的又一次成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论"的新发展,并在此驱动下向更高层次迈进。历史与现实证明:实现新的跨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适应基本国情是根本准则,坚定四个自信是直接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跨越"塔西佗陷阱";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精神脱贫:内涵阐释与路径探索

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物质脱贫之后,还有精神脱贫问题.所谓精神脱贫,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的精神水平和观念素质不落后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整体精神与观念素质平均水平的生存状态.精神脱贫的内涵具有动态变化性,新发展阶段精神脱贫主要由互相关联的四方面构成:主体意识是基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主动参与精神是核心,科学的思维方式是表现.四方面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发展阶段精神脱贫的丰富内涵.新发展阶段推进精神脱贫:一是要精准识别,摸清精神扶贫对象,这是必要前提;二是加强教育,培养主体意识,这是重要基础;三是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以文化人,这是关键措施;四是巧用典型,提振精气神,这是有益补充.     

单位不同层级人员“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与防治对策

单位中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与办事人员担负的责任与任务不同,其"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也不同。基于此,应对不同层级人员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一是加强单位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并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一把手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二是实行副职干部分管领域轮换制度,打破资源垄断;三是在职务晋升上全面考察中层干部的思想品德素质水平、专业知识水平、业务能力水平等,并建立合理的中层干部流动机制和基层人员建言机制;四是从规章制度上保障基层办事人员的权益和福利待遇,通过塑造适宜的组织文化增强全体人员的同理心,并将基层办事人员安排到最适合发挥其特长的岗位上,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骄、娇、堕"行为的产生概率。     

“没奔头”领导干部的行为趋向与化解艺术

领导干部"没奔头"集中体现为思想悲观消极、工作敷衍了事、行为任性偏执。领导干部"没奔头"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不高、组织对领导干部缺失关怀、领导干部职业晋升压力过大等。针对"没奔头"领导干部,各级组织部门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对领导干部的关心关怀、努力拓宽领导干部职业上升渠道、适时适度为领导干部提供挑战性工作等方式加以管理。     

“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建设

随着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成为人们关心的重点问题。结合笔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互联网+"时代有效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围绕档案资源的使用管理需求构建科学完善的档案信息管理体系,使用计算机系统加强对档案资源的分类、整理、利用及研究,以促进宝贵的档案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鉴于此,本文就"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展开详细研究,并提出具体的研究思路,供广大读者借鉴。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