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作为人性的一种自我矫治——孝的正当性讨论

孝的正当性并非在于先天合理,而是需要论证的后天之德。孝基于一种起码的、先在的债务关系,其正当性在于它是人类对出自动物本能的“不孝”人性面的自我矫治,从而焕发人性中爱义乐义的神性一面的本质作为之一,也是当下条件下达致至善的途径。孝不仅代表人禽之辨,而且是成人之道。     

表意字的表达功能与古文字考释

表意字是字符表达一定意义的文字。它所表达的意义主要有字符所表达的字义, 文字所记录的相应语言单位 (词或语素) 的语义和字义与所记录的词义 (或语素义 ) 之间的关系———造字理据义。其中, 语义是表意字意义的核心, 是文字的本质。把文字与图符区别开来, 强调表意字的表达功能, 可以避免把文字当语言、把字义当词义、把末流当主流等不恰当释字, 进而正确进行古文字考释。     

司马迁人格特征及其成因探析

侠者的影响、儒学的教育、道家的熏陶使司马迁侠 (分言为义、奇 )的人格特征早在其少年时代就已基本形成 ;青年时代的壮游之举不仅使司马迁坚信了自己的信仰 ,也磨练了意志 ,宏阔了胸襟 ,陶冶了情操 ;中年时的入狱和受刑 ,使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更加透彻 ,友情观与荣辱观最终形成 ;晚年著成的《史记》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人格。《史记》是一座高耸云天的人格美的纪念碑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英语习语的形音义修辞特色

英语习语是英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修辞手段的集中表现,本文从句式、语音、语义等方面,探讨英语习语在形、音、义上的修辞特色,以便更好的理解和应用英语习语,促进英语学习。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壮志未酬的悲歌——刘备的悲剧性格与蜀汉政权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乃一世英雄,由于自身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和蜀汉政权的悲剧结局。他所追寻的“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所信奉的“义”是狭隘的,他的思想基础是落后的,使他看不清当时的天下大势,最终丧失了他“人和”的优势,足为后世之戒。     

论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注庄“视脚”

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纂集了从西晋的郭象至南宋的林希逸等十三家注,是现存最早的《庄子》集注作品。该书纂集众注,断以己意;兼顾音训,注重义理;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庄学研究史上意义重大。褚伯秀身为道教中人,却以独特之“视脚”涵摄了儒释道诸多视角,努力克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弊端,他的这种通化的根性值得我们重视。     

从《大略》篇看荀子的义利观

读《大略》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取向,两者相互斗争,其势力消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人可以参与并调节两者的矛盾运动。他主张人为地助长道义主义,通过“以义克利”的过程而实现“义利两有”。他把其义利观贯彻于他的天人观、教育观、认识论和治国论中,形成了精神激励、利益驱动、权利制约三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亦带有理论偏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