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粹主义”哲学思潮演变路径探悉

"国粹主义"词语的使用,虽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流行,但其思潮的萌芽要追溯到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和他的师长贺茂真渊,甚至更早。贺茂真渊以及他的弟子,特别推崇日本的固有精神,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开始萌芽。江户时代以后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实施了"脱亚入欧"政策,全面实行西化,在明治维新前期就掀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于是,反对盲目欧化的"国粹派"出现,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国粹主义"抵抗当时日本的全盘西化,抵御西方价值观、人生观的侵蚀,保持日本应有"国粹"的"国粹主义"思想的哲学思潮,逐渐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哲学思潮之一,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国粹主义"成为其自身演化的关节点,而当今社会,"国粹主义"又演化成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5分钟思维”启示下干部挂职不“挂心”的调控之策

挂职干部容易因为"交差""度假""镀金""过客"等不良心理而人在心不在。立足行为视角分析不难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多数挂职干部角色融入受阻、重新开头迟缓、短期目标缺失、责任压力不足。"5分钟思维"所强调的最初"5分钟"的专注与投入对改变这种状况有所启示。具体而言,想要改变挂职不"挂心"的状态,则应以"短"定位、以"责"定性、以"效"定心、以"欲"定向。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清代养廉银制度研究——兼论其对当今社会高薪养廉的启示

清代养廉银制度是雍正年间出台的一项官吏薪资改革制度,是为了整饬官吏贪腐作风、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弥补国家财政亏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雍正、乾隆完善了养廉银发放的范围和额定标准。养廉银制度的初衷是给予官吏高薪来压制官吏的腐败,但由于缺乏与养廉银制度相适应的监督制裁腐败的机制,所以养廉银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压制腐败,最终养廉银制度破产了,养廉银制度给当今社会的高薪养廉的廉政法治化建设带来了宝贵启示。     

日本投降方式争讼若干问题辨正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因其对《波茨坦公告》的错误解读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认为日本战败是"有条件投降"。尽管《波茨坦公告》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但在当时代表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无疑是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虽然战后美国放宽了对日本的处置条件,最终导致惩治日本的不彻底,但不彻底不等于不惩处,不承认也不等于不存在,历史事实不容颠倒,     

大庆城镇居民异地医疗保险报销一体化研究——基于区域一体化视角

以区域一体化为背景,针对目前大庆市市民比较关心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一体化的合作发展问题,探讨以大庆与哈尔滨合作为例,如何有效解决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若干建议.     

浅析“二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来说不仅能优化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同时能够增强家庭亲属文化的传承,但是我们也可预见到对于普通家庭新增加一位孩子无疑会加大家庭各方面的支出,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