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不少民间文献,其中,徽州文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献,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体系,而且,各类文书又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使得历史学者可以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大历史。即将出版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册,所收文献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民间收藏家经精心挑选所获的稀见史料,对于商业史、历史地理、社会史、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即简要概述相关文书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所在,希望进一步推动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的进展。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探微

王船山立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货币（金钱）经济现象展开了深刻伦理审思：他提出了货币起源于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的本质是“百物之母”的科学论断;他揭露了货币的“价值幻相”以及“天下益汲汲于金钱”带来的人性的迷失;他洞见了纸币乃诚信道德产物,然而纸币形式下又隐藏着诚信道德风险。王船山的货币伦理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遏制“公地悲剧”与重建小城镇问题与对策

小城镇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移民的主要承载地。山区小城镇已经初具规模,但没有规划、无序建设,其人居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小城镇中的道路凌乱、河道堵塞及污染是典型的"公地悲剧"的产物,公共建设使用呈现反向"公地悲剧"现象。为促进社会转型,提升小城镇的承载力,必须对现有小城镇进行改建、扩建,破除"公地悲剧"难题。为此,需从散居农民变身城镇公共人、组建适合小城镇发展的管理机构、小城镇规划预留公共用地建设公共设施、共同承担公共义务、修建管护公共设施、提倡公共文化锻造培育公共精神几方面重建小城镇。     

清代“新满洲”八旗子弟教育研究

[提要]东北边疆诸部族多精于骑射、崇尚武功,为保持满洲“尚武”习俗、提高军队战斗力,清政府对“新满洲”八旗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为了培训和教育大批满洲八旗的军事预备役及后备力量,又在东北各地筑城及设置八旗驻防的同时,陆续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对“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嗣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另外,发遣东北的汉族流人以私塾和教书授徒方式开展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民民族主义与团结主义 ——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与源流

[提要]法国政治话语中的“solidarité nationale”,字面之义为“民族团结”,但并非汉语语境下通常所表达的含义,其实质是“国民团结”,它折射出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派所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工农劳动阶层的“团结主义”诉求之妥协。文章阐释了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及其思想根源所在,指出法兰西资产阶级民族建构思想以及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工农劳动阶层“团结主义”运动,是法国“国民团结”内涵主要体现国家对国民个体的经济社会救助而非聚焦于族裔群体关系的两大原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进行理论探究。通过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都会吸引企业转移,但在双边市场开放度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规模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在双边市场开放度较高的情况下,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其次,当对某一地区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政策时,该地区的市场规模或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的影响将变大。因此,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现阶段应以对外投资为主扩大沿线国家市场规模,而随着互联互通的加强,应以技术输出为主提高沿线国家技术水平。同时以降低关税和增加配额的方式,对转移的中国企业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排序为南亚、东盟、中东欧、独联体、中亚、蒙古。     

马丁•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及其 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联系

[提要]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与关系哲学维度,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就在于“我-你”关系对话。布伯这种“我-你”关系与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核心的解释学“我-你”关系得以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四重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旗帜和标杆,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生成逻辑:其一,它源于对以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和此起彼伏的侵略扩张与霸权战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践行和超越;其二,它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的弘扬和发展;其三,它源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其四,它源于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城邦政治思想、"永久和平论"、"世界精神"、"世界主义"等国际主义理念的吸收和借鉴。     

三种学术进路及其解读——《孟子》“尽心”章的诠释与再考察

朱熹、王阳明和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章的诠释各有特点,并将问题不断深入推进:朱熹以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和知行关系重新编排了"尽心"章;王阳明从君子人格的角度和"致良知"的精神对之加以理解;牟宗三则带着形上建构的时代任务对其进行了"体"与"用"的说明。现代学术则有可能突破他们各自的时代局限,将其重新诠释为一个个体道德修养之层层追求而又步步落实的具体性实践纲领。对三人诠释的考察会为儒学的过往推进与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