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文化血统的辨析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虽一直处于殖民统治的政治高压之下,但却始终高扬着不可征服的中华之魂.唯其如此,它才能顶着殖民宗主国所推行的皇民文化运动,自觉追随着祖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步伐奋然前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上的反抗品格和文化上的革新品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反殖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的和台湾乡土的基本品性,成为中国新文学悲壮而珍贵的海上篇章.承传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文化血统,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     

鲁迅与新文学语境中的“自由”观念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一词在刚进入汉语语境时就产生了裂变,成为两种暗含冲突的范畴：“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而前者是应该服务或服从后者的。这一改变对新文学影响深远。鲁迅则自始至终强调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不随声附和他人的意见。虽然在接受了钱玄同的鼓动之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左联”。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坚持在“群体自由”的名目下不能取消“个体自由”,体现了自己“骨头最硬”的一面。     

文学的本质是生命痛感的申述——中外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汉语纪游文学

纪游文学对于世界文学而言,具有一种文学原型的意义:通过神游对神话境界作想象性的抵达,反映着伴随神话原型崛起的原始思维类型,代表着人类文学原始生态的某种本质方面。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中,纪游书写同样具有这样的原型意义,由此形成的厚重传统,使得汉语新文学较早地脱离外国文学的影响与覆盖,在外国文学的强势笼罩之下取得了自身的独立。精彩的纪游文学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人生经验的蓦然回首,甚至是带有某种冒险意味的人生经验;痛苦的感伤的行旅往往更能使得纪游文学焕发出一般文学表现所难以企及的光泽。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者"话语的遮蔽--20世纪 30年代新文学男性大师笔下"女性被讲述"文本剖析

20世纪 30年代新文学男性大师作为妇女处境的代言人,基于那一时代共同的历史愿望,这些新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巨型话语的具体操作者,他们在讲述女性故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侧重和删削,有所整合和背弃,有所遮蔽和忽略,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这些讲述者的男性身份、男性视点,以至出现大片的盲点和误区.     

盗火的“恶魔”——论“五四”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

“五四”前后 ,有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译介在西方文学的输入和译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西方现代主义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现代意识与五四时代精神发生共鸣的结果。然而 ,创作实际情况却跟不上新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极大热情和期待视野。就诗歌而言 ,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在现代主义的译介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唯独是它在创作上结出果实。本文认为 ,法国象征主义诗在译介中占主导地位 ,并最后在中国的新诗创作中结出果实 ,是因为它满足或遇合了当时“五四”新诗发展的某些内在文化需求和诗美期待视野 ,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感性特征与民族审美传统的某种内在“契合”。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发展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问世,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它解决了新文学诞生以来长期困扰文坛的作家自身的立场态度、情感体验、美感情趣与其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它导致解放区的文学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由此而产生的权威话语和创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同时,对《讲话》的研究,也是关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发展规律的探索,它兼容诸多的矛盾、张力、悖论乃至魅力。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从二十年代到抗战前夕

白话新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倡导一开始就包藏着深刻的危机,只不过这种实践和理论被统摄在新文化对旧文化、新文学对旧文学、新诗对旧诗的革命性紧张关系之中,在双方对垒的非常时刻,尚无暇充分注意自身内部的问题。当这种关系得到缓解乃至基本消失,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1926年,年轻的穆木天盛气凌人地指出：     

旧文学强势主导下的中国电影——兼析旧市民电影《夺国宝》(1926,残片)

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是1932年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唯一的国产电影形态。旧市民电影以噱头、打斗和闹剧为核心元素,以社会教化为主题,以婚姻家庭和武侠神怪为主要题材,其依托和取用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是与新文学、新文化相对的旧文学、旧文化。具体地说,就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等言情小说,以及同样拥有大量读者群体的各种武侠和神怪小说为文本取用资源。联合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但迟至2017年才重新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残片《夺国宝》,既是1920年代中国旧文学强势主导电影生产的体现,也是旧市民电影本土化和民族化已然成熟并发挥强大文化影响力的又一个新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