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实证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主要致力于文学文本与新出文献、出土遗物和图像资料的综合利用。观照20世纪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文学史实证研究,有四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第一,新出材料的运用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石;第二,传统:"二重证据法"与"诗史互证";第三,新变:原典实证和语境还原;第四,困境:教材模式和学科限制。发挥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打开新的研究视域。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发现”与“重铸”:雷达文学批评的灵魂

正雷达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当代文学评论家,正如作家朱向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始终"旋转在当代文学的天空中",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检测者。他在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都能发出情理俱佳、科学公正的批评声音。比如,1987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了雷达先生的一篇"具有划阶段意义的论文",名为《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编者言:"雷达的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才是贯穿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可作一家之言。"这篇文章中,雷达先生     

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脉络建构的历史节点之一。1930年代唯物史观社会史的输入和撰写潮流为文学史书写引入了眼光,《思潮论》以＂阶级性＂为主导,建构了文艺思潮和社会变动的双层互动结构,整合了文学史叙述。并以鲁迅和瞿秋白作为其叙述的支撑者。而对鲁迅的叙述,展示着这种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可能和限界处。作为与所叙数次论争同时而异地的不在场史家,和源于生命体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何林的书写位置影响了其书写风格——跳出人事纷争,单纯以＂言＂证＂言＂;大胆评述,以理论统摄刚刚逝去的史事,做一颇具现代性的明了纯粹的结构。而《思潮论》自出版后几经浮沉,及其被承继的特性,折射着此类范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可能。     

果与因: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与民国市政发展研究——以《道路月刊》为中心之考察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积极参与并推动了民国市政发展:开民初市政革新之风,启动了中国现代城际交通,促进了民国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促使中央政府作出了一些促进市政改良的决策,对地方市政当局开展市政革新起着积极引导作用,从而成为民国市政发展的重要推手。其成功参与市政的奥秘在于:能够在特殊的政治生态下因势利导而行;依托各界名流、借助分会以推动市政革新;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设法保障基本会务经费并取信于众等。近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现代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来自社会的民间市政参与实现的。     

论民国时期边疆司法改革原则——以西康司法改革为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边疆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边疆民族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为了维护西康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其抗战建国功能,西康省政府成立司法筹备处,对西康省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司法改革依循强化民族平等、注重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调适等原则,既保证了国家法制的统一适用,又充分尊重民间风俗习惯,使国家法令得以有效运行。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国前期律师制度建构述论

清末尤其民国前期,传统法制开始近代转型。在司法领域,参酌欧日审判体系,设置律师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律师制度的确立,为共和民国新式司法制度及其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法制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社会进步。但该制度在民初的实施,多局限于大理院、各高等审判厅,以及为数甚少的地方审判厅。在省城商埠之外的城乡地区,律师制度仅具象征意义。     

论文学史实践中的原生态把握与主观性追求

真实的文学史依赖于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史存留物的理解来复现,所以,文学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文学史实践.后人对文学史的种种诠释与复现的努力,必然表达着文学史家们的种种理解,在这种种"理解"之中,便形成了对文学史的"主观性"追求与原生态把握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史实践中所出现的对主观性过分张扬的倾向必然会丧失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同时也丧失文学史的"文学"性,从而陷入"主观性"的泥淖.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迷雾,我认为关键是应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因为文学史实践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