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评析

粮、棉、油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后在实施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它的实施,对中国工业、农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基于PMC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量化评价研究

政策评价是政策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的前提,对现有数字经济政策进行评价可为今后制定更优政策提供支撑。基于西部地区34项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通过文本挖掘提取关键词并绘制语义网络图,据此设置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构建PMC指数模型对其所有政策样本进行量化评价,通过整体对比、省市区对比和个例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总体评分为8.03,处于优秀等级,且省级政策得分优于市区级;但也存在政策评价体系不健全、长期时效缺乏、建议功能薄弱和权力下放不足等问题。由此,从健全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增加中长期规划、政策性质组合使用和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     

高位房价的理性分析

通过对房地产政策研究、房地产市场的调研,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期盼、舆论导向、居民资金投资行为的分析,阐明了目前高位房价的来源;参照国际惯例、居民经济收入状况,分析了房地产市场的承载力;从经济发展规律、政府政策指导研讨,剖析市场饱和度、居民购房能力,展望未来房产价格将稳中趋降。     

英国撤离印度时期的土邦政策——兼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

传统观点认为,《蒙巴顿方案》导致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英国撤离印度时期的土邦政策进行细致考证,认为《蒙巴顿方案》只是一项计划而已,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印度独立法》才是印巴分治的法律基础,但它并没有明确规定印度土邦的归属。笔者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独立之初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行动都缺乏法律依据。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