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界的三种迷信

历史学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不必照搬科学的结论。历史学可以参照科学的理论,但却不必拘泥科学的观点。历史学可以具有科学性,但却不能作为科学而存在。科学毕竟是科学,而史学则终究是史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还存在有第三条途径和第三种关系。而历史学则不应不加思索地随便放弃对这第三条途径的追求和对这第三种关系的确认。一旦摆明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第三种关系,历史学的迷信也就不攻自破,无所根据了。     

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观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掀起了一股宗教热,佛教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最为相近,表现在佛学观上便是都热衷将佛教与孔教、耶教比较,都推崇华严宗等。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无论对佛学宗派的取舍、对佛学经典的选择还是对佛学教义的阐释都存在巨大差异。有鉴于此,康有为、谭嗣同佛学观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从中体悟两人佛学思想建构的异同,又可以直观感受近代佛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研究

兼善天下、担当作为的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创新文明理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吸收借鉴中华优秀文化资源、总结中国共产党文明交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国际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诉求,深刻阐述文明的本质属性、剖析文明交往应遵循的原则、探寻文明发展动力,批判并超越旧的西方文明观。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凝聚起世界文明发展的共识,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形而上学探寻的问题包含世界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而传统形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视野悬置人的存在空谈自在之物,会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流于思辨和抽象,无法对人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实际意义,由此杨国荣先生提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可以从多种视域切入,其中“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分别是《道论》和《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的主要理论视域,前者从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后者以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在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上,其二在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上,其三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     

礼乐制度与中国艺术乡建——兼论审美治理的中国经验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形态,以“艺术介入”之维体现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近年已取得了系列性的成果,同时也因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差异而存在诸多问题。艺术乡建实则并非局限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入,而是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的语境中,综合运用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以审美经验的自律为基础,对乡村自身的礼俗秩序及其嬗变进行发掘和阐释,并以当代审美经验构建新的乡村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自身的价值。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     

后现代主义教育视野下的师生观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它脱胎于信息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它强调个人选择和参与,崇尚创造性、差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建构性,主张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这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及教育改革,尤其是课堂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贞节观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贞节观是社会对两性关系的情感及其社会行动的限定与期望,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传统社会,贞节观对稳固婚姻家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家庭经济的和谐稳定,并进而维系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现代社会,贞节观内涵的宽泛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得以提高,却使家庭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要既保证家庭稳定,又提高婚姻质量,贞节观就仍需发挥其约束人性别行为的作用。     

蒙元前四汗时期皇室祭祀不儿罕合勒敦山活动考——兼探衍圣公孔元措跨文化交流中原礼乐的策略

不儿罕合勒敦山是蒙元时期蒙古人信仰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座神山,中原文人称其为日月山。元宪宗二年(1252),在此山太常礼乐人以衍圣公孔元措方案合祭长生天和不儿罕合勒敦山,为之后中原礼乐参与元朝祭祀制度树立了可行范例。探讨蒙元前四汗时期在此山开展的皇家祭祀活动,有助于深入了解古代各民族之间信仰文化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