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思初中历史教学对生活和“人”的关注——基于杜威的历史教学思想

在新课改的大潮中,初中历史教学的境况发生了些许蜕变。但调查发现教学中仍然存在缺少对生活和"人"的关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教材内容远离学生生活和普通人,教学中德育的方式忽略初中生这一具体的"人"的特点等。结合杜威谈及的教学内容要起于生活,教学中灌输说教会造成学生对道德冷漠无情等历史教学思想,应对初中历史教学作出思考:教科书编写增加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教学注重介绍历史上的普通人;德育重在创设情境对学生进行情感陶冶,避免灌输式说教。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之争及我国刑法的路径选择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话语与分类方法不同,我国当前没有必要推翻罪数论并全盘引入竞合论。否则可能出现知识对接的难题和司法适用的困惑:现有的牵连犯形态在竞合论中缺乏体系地位安置;有权解释和竞合论原理冲突;支撑竞合论的行为个数理论判断标准不明确,国内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基础。因此,罪数论更加适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习惯的现实。同时,我国的罪数论体系可以进一步完善:重视想象竞合犯的明示机能;承认吸收犯是包括的一罪,将伴随犯、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及法条竞合犯中的吸收关系归入吸收犯的范围;在法条竞合犯中,消解吸收关系和择一关系,承认特别关系和交叉关系,限缩单纯的一罪,扩张包括的一罪。     

王国维对席勒“描写人生”的接受——以桑木严翼《哲学概论》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为中心

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理论行程中,王国维通过阅读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对席勒思想的介绍,选择性地接受了席勒的"审美人本主义"。在王国维的理解中,"描写人生"是席勒审美人本主义观念的具体表达,"人性完整"的理想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受此影响,王国维标举"诗歌者,描写人生也",在中国最早确立"艺术表现人生"的文学理论。     

“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语言规划之语言能力与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语言能力挑战。应对挑战,语言规划先行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语言规划应着眼于国家大局,从语言语种及功能、语言安全、语言传播等方面入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广阔的国际空间展开语言能力的规划与建设。语言规划之价值在于语言服务。目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主要体现在语言人才服务、文明互鉴、文化融通、语言社会应用服务、语言产品及国际军事安全语言服务等方面。     

政策作为法的渊源及其法治价值

在社会高度分工合作、高度分化整合的社会政经条件下,政策作为一种由国家推动和保障实现的行为规范已与法相互融合乃至密不可分,由此决定了"去政策化"之不可能。追求体系的形式理性法应友好、适当地接纳对社会实在更具时效性及亲和力的政策性规范,释放一定的入口,防止成文法体系成为封闭、僵化的存在。政策对于"法律"的适用具有补充、梳理、纠错、协调和主导的功能,将其定位为法的实质性渊源,可使之成为沟通、弥合"形式法治"与"实质正义"之区隔的桥梁;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政策法规在一定情形下、相当程度上也具有法的渊源功能。在法治的问责制条件下,政策能够被合理"规训"并发挥其对法治的构建作用,而成为法治的内在要素。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探微

王船山立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货币（金钱）经济现象展开了深刻伦理审思：他提出了货币起源于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的本质是“百物之母”的科学论断;他揭露了货币的“价值幻相”以及“天下益汲汲于金钱”带来的人性的迷失;他洞见了纸币乃诚信道德产物,然而纸币形式下又隐藏着诚信道德风险。王船山的货币伦理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遏制“公地悲剧”与重建小城镇问题与对策

小城镇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移民的主要承载地。山区小城镇已经初具规模,但没有规划、无序建设,其人居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小城镇中的道路凌乱、河道堵塞及污染是典型的"公地悲剧"的产物,公共建设使用呈现反向"公地悲剧"现象。为促进社会转型,提升小城镇的承载力,必须对现有小城镇进行改建、扩建,破除"公地悲剧"难题。为此,需从散居农民变身城镇公共人、组建适合小城镇发展的管理机构、小城镇规划预留公共用地建设公共设施、共同承担公共义务、修建管护公共设施、提倡公共文化锻造培育公共精神几方面重建小城镇。     

清代“新满洲”八旗子弟教育研究

[提要]东北边疆诸部族多精于骑射、崇尚武功,为保持满洲“尚武”习俗、提高军队战斗力,清政府对“新满洲”八旗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为了培训和教育大批满洲八旗的军事预备役及后备力量,又在东北各地筑城及设置八旗驻防的同时,陆续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对“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嗣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另外,发遣东北的汉族流人以私塾和教书授徒方式开展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