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论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成就

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以宏大的视域对楚辞进行整体性研究.在纵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紧扣楚辞,以"巫系文学"为理论框架,上挂下联,构建起中国文学的源流体系,向上追溯楚辞的源头;向下则归纳整理楚辞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而在横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则除了将楚辞与日本同时期或者其他时期、类型相似的文字及文学形式进行微观的关联比较研究之外;更是以楚辞为基点,对整个东西方文化心理进行了宏观的关联比较研究.     

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

契嵩曾自编《嘉祐集》《治平集》,然二集编纂时间不详,其内容在陈舜俞、释怀悟描述中则相反.契嵩曾寄王存《答王正仲秘书书》,中涉《嘉祐集》.考王存当时官职、任所,可知《嘉祐集》编成在治平三年以前.又,综合契嵩、惠洪、怀悟关于《嘉祐集》内容之描述,可知陈舜俞之说为误.《论原》为契嵩作品中重要系列,然其名不见于契嵩文章中,而其编纂时间亦不详.今考怀悟相关论说,结合契嵩与韩琦书信,并分析《论原》内容,可知《论原》为契嵩自编、自名,而编成时间在嘉祐七年以后.《论原》为《嘉祐集》之部分,故知二者成集当在嘉祐七年至治平三年之间.     

从《黔诗纪略》采诗看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

《黔诗纪略》因文献丰赡而有"博综"之誉,其采诗途径多样,包括对文集、史乘方志、刻铸文献、口传文献、图谱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为考察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明代黔诗在该时期的传播主体以个人为主,地方志局参与其中;传播的载体形态以纸质书集为主;以书面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抄写、印刷方式传播;传播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整体而言,明代黔诗在咸同时期的传播不广,诗歌留存较少,受关注度较低.     

《理想国》中的共有家庭观念

《理想国》的共有家庭观念是理想国建设的重要部分。《理想国》的共有家庭观念主要包括共有家庭的构建及其依据。其中,共有家庭的构建特点即共有,共有既有关于人及关系的共有,也有关于物的共有。这种家庭的建立仍需要婚姻的存在,这种婚姻不仅需要符合理性而且仪式要神圣。《理想国》的家庭观与中国大同社会理想中的家庭观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人性的理解,一者基于经验世界亲情强调仁德,一者基于超验世界理念强调理性。《理想国》中的共有家庭观念对东西方文化史具有深刻的影响。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交织下的爱情书写——穆旦《诗八首》探析

穆旦爱情名篇《诗八首》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其对爱情四个发展阶段——爱情的开始、深入、宁静和回归的描写,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织,展示了不受束缚、回复本真、不断超越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审视爱情的爱情信念。     

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的东方传统文化审思

作为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在成功借鉴成熟灾难类型片的经验基础上融入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家庭本位、因果报应、福兮祸兮、礼尚往来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本土化观念,给观众以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引发现象级观影潮流。     

为了真实和正义的历史重述——论何顿的《黄埔四期》

《黄埔四期》重述了自北伐至“文革”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力图以文学的方式祛除政治对历史的遮蔽,挖掘那些被隐没的史实;用传奇的笔法展示那些被历史埋没的英雄,再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史, 还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