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筮法》篇“焉”字补说——兼谈平山中山王器铭中的一个相关字

清华简第四册《筮法》中的"焉"字凡二见,形体分别作■、■。它与中山王器铭中的"■"字很可能是同一个字。该形体不见于其他文字系统,很可能是晋系文字"焉"的一种特殊写法。在一定条件下,它多半可以出现在语气助词"也"的位置上。     

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

桑哥在元世祖至元中后期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家,对于元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史》和《汉藏史集》对于桑哥的记载都比较详尽,但是侧重点和对于桑哥历史地位的界定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对《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可以得知桑哥其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政治家:一方面,他的施政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保障了元初财政的稳定;另一方面,他提高税收、个人生活奢靡腐化,不利于元初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清明。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探讨——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刑法教义学评析

根据法教义学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内容。主观要素的观点有其历史原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对受贿罪构成具有全面影响力。其主要功能就是对入罪进行限缩。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司法解释,将客观行为与意思表示并列,在逻辑上发生错位。以推定代替事实证明,对犯罪事实采取"二次推定",违背了证明规则。"事后受贿"的规定明显超越文义和立法含义,是典型的越权。应当慎重对待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解读《卑劣的灵魂》中的环境种族主义

美国本土裔作家琳达·霍根的代表作《卑劣的灵魂》从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揭露了美国白人的环境非正义行为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环境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通过讲述各种环境种族主义行为及其印第安人与此反抗的各种措施,霍根积极地为印第安群体发声,呼吁并寻求环境和社会正义。     

文化寻根与流散叙事——论阿来的小说创作

自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以来,阿来就成为当代文坛备受关注的少数民族作家。从部落历史到集体记忆再到民间精神,他不断地在汉藏文化的夹缝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寻找这一地带的文化之根,并形成了一种流散叙事的视角。作家以文化反思的眼光打量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影响,并力图从历史溯源、普世写作与语言沟通的维度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他的藏汉混杂身份、他的流散叙事的双重视角似乎与他的寻根之旅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阻碍了其作品开掘的深度,从而不得不面对来自两种强大文化的质疑。     

以礼为学，学以至圣 ——荀朱为学观之考察

荀子与朱子均主张为学以礼、学以至圣。荀子主张“大积靡”,朱子力推“格物致知”,均强调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求知,注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荀子、朱子的性论不同,但两人都强调心的认知功能及对性情的主宰作用。两人均将“心”视为连接知识与道德的肯綮,荀子主张“虚壹而静”,朱子强调“主敬涵养”。朱子的“主敬涵养”更贴合传统儒学的礼教精神,同时又融合了佛道的修养体系,是更具操作性和理学特色的修养工夫。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