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故书新评》的文献学意义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泉源之一.     

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文献学

伴随着古籍数字化大潮,传统文献学尽管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但其与相关子学科均面临着深刻的冲击与挑战。古籍数字化更新了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内涵,对学科建设、专业教师和人才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传统目录学趋于式微,消弱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传统索引、引得编纂的价值,提出了建立数字目录学的要求;使电子校勘被充分运用、改变了传统的校勘程序;使版本的概念和内涵发生变化,版本鉴定手段趋于现代化,并促使数字版本学诞生。在这种状况下,文献学的发展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顺应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而进行变革。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

古典文献学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前贤在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只是限于汉文文献,而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字文献很少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文献的整理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民族文字文献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对古典文献学形成挑战,要求发展、完善既有的范式.民族文献从形态学、目录学、注释学等方面丰富了古典文献学的内容.     

乡土文献整理背景下的古典文献学教学

在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中,加强乡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对学生掌握该门学科理论基础的最好检验,也是对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寻求利用乡土文献资源促进教学的途径之一.这种行之有效的实践训练,不但对古典文献学教学效果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及相关人才的培养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泰山与中华文化》：大文化视野下的泰山研究

泰山文化被称为“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与中国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等等都具有密切关系。在2001年“海峡两岸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上,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的著名泰山研究者周郢先生对新世纪的泰山研究进行展望,提出今后若能多方联系,触类旁通,与重大历史文化课题或显学“对接”,则有望取得超出泰山研究领域的学术硕果,引起与会学者的充分关注。其前出版的《泰山与中华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便是这一学术思路的初步总结。     

《仪礼》所见周代等级臣僚形态述论

《仪礼》作为"三礼"之一,为周代贵族相关礼仪汇编。其书保存了众多珍贵的周代职官史料,记载了具有等级制特征的各级贵族之臣僚,为其他先秦文献所鲜有。若究其实质,将《仪礼》所记与周代职官制度史实相参照,等级臣僚形态实是西周春秋封建政治体制下多级君权的产物,其编纂显有历史依据。     

《古书通例》评析

余嘉锡《古书通例》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周、秦、汉代书籍的题名、著者、编撰、附益等体例,是一部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疑古之风甚盛而文献辨伪方法未周,余嘉锡结合少量出土文献,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利用前人和时贤有关成果,加上个人长期研究古文献的知识积累,对古书体例作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古书体例及其成因,为史料学和文献辨伪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重新认识早期图书馆形态提供了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明了该书结论的正确性,从而使该书成为认识古书体例的基础。     

敦煌文献述略

敦煌石窟在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造像中历史悠久,其塑像、壁画展示出佛教经典的流布和造像艺术,随着社会变革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反映出每个时期的内容和形象以及艺术风格均有所不同;大量写经卷子的内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珍贵的、以敦煌地区佛教为主的宗教文化史和地方志的资料,反映出敦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成为我们研究历史最直接、最详细的材料。     

排律诗体文献研究领域的“地图”和“指南针”——沈文凡教授《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篇）》读后

排律研究的成果与排律创作主体人数和作品数量极不相称,可以说,排律研究基本上处于荒漠化状态。《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之出,极大地填补了排律研究的空白,并为后来者导夫先路。是书构架庞大严谨、资料宏富翔实,文风朴质健朗,颇有＂所向无空阔＂之气度。而其移步换形,为唐代文学研究开疆拓土的学术启示则更具深刻的学理价值。本文仅就阅读此书的感受来论证沈文凡教授《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筚路樵轮,泽被学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