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就要解决如何理解和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及其与实现高质量发展关系这个前提性问题。对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思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理解为否定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从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出发,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人类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责任和义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坚持系统论、整体论和协同论的辩证思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转化为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通过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生态型城市群文化的内在特征

生态型城市群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社会文化的共同特性,又有自身的特点.生态型城市群文化体现出科学性、继承性、借鉴性、地域性、创新性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转型研究

民国以来的政治乱象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颓败景象,使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抨击传统伦理思想体系、批判资本主义道德文明的方式,达到革新伦理、改造旧邦的目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探寻中国的新伦理思想体系提供了理论来源,他们开始尝试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探索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伦理思想的转型。考察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伦理思想转型所作的尝试与努力,既可以回顾他们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心路历程,探寻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体系建构的早期路径,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能有所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基础、理论渊源和价值旨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价值旨趣。领悟这三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必将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增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评价研究——基于生态文明视角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认为新型城镇化可以从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四个层次进行分析。以中原经济区重要省份之一的河南省为例进行分析,认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对发展提出对策,建议第一层次是重点加强环境保护;第二层次要重点加强生态文明宣传;第三层次要着重调整产业结构;第四层次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是站在明确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的学科文化自觉。它以哲学为衔接点,把环境与广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努力为环境哲学寻求新的增长点。而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作为观念侧翼,更细致地修复破碎染尘之人心。让人类有效地从社会走向自然,又从自然回归社会。审视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能否实现文化自觉？它必须立足以环境哲学的语境与方式思考文化自觉的可能与必然,并应用环境哲学的方法与逻辑阐释文化自觉的内涵与趋向。环境哲学所固有的自然之翼,是其学科存在的本质特征。但如若停滞于自然界的现象,而无文化元素的参与和交融,环境哲学的困顿将会在现象与抽象之间迷失。而文化元素的加入,又必须在自觉的前提下进行,它一方面是为融合确定边界,另一方面是为渗透找到根据。以对人类与自然界高度负责的精神,文化自觉与环境哲学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欣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理论视域下的中西方生态文明进程初探

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与自然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的问题.“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污染和自然资源衰竭的后果进行了预测,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在马克思经典著作《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对于自然、生态环境都有从不同角度提及、阐述.可见,生态文明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指导,我国在建国以后,进行了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建设,既有顶层的政策、制度设计,亦有基层的积极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我国下一步进行更加全面、立体和长效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参考范本.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