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辗转的"荒凉":《呼兰河传》的回旋式结构

《呼兰河传》没有完整的贯穿全书的故事情节,很多人认为是一部结构零散的小说,但当我们以"荒凉"一词的内涵为突破口观察全文的结构时,我们发现,小说以第四章为中心呈回旋状,第四章内部结构上也呈回旋状,作者在零散的表面下展现的却是结构的奇特和精巧。     

为情绪立传——论《呼兰河传》的情绪性审美特征

一部《呼兰河传》几乎可以看作萧红短暂一生的回眸中所生情绪的总汇。主要表现为＂叙事者的心绪总是在悲凉和温暖两极之间循环＂。当沉浸在关于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时,调子是温暖的;而一旦落入严寒混沌的小城世相,悲凉的情调便氤氲起来。这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贯穿性主调。《呼兰河传》真正的主角不是＂呼兰河＂,也不是萧红,而是作者的情绪。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穀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从文献源流梳理来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说有很明显的"历史的层累"迹象;从《穀梁传》的解经方式上看,以"受经于子夏"为基础难以解释穀梁子以事解经的基础逻辑;从《穀梁传》对待孔子的态度看,书中对孔子的态度和对尸子、沈子等人的态度并无明显区别,书中提到孔子只是作为材料出现,并无特殊的尊崇意味,引用孔子的言论只是为了增加论证的力度。因此,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并不可信,《穀梁传》应该是穀梁子解读《春秋》的一家之言,与子夏授经无关。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闻言促谏：春秋时代社会转型中的礼乐坚守

春秋时代,在贤臣大夫的谏君行为中,有一种以“臣闻(之)”和其他“自称+闻(之)”等领起的征引现象,可称之为“闻言”。这些“闻言”大多具有常理性质,均是以第三方权威话语的形式出现,实为贤臣大夫试图通过“重提”礼乐社会中的贵族共识,来建构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合理性、合法性,进而捍卫礼乐制度的政治表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这种征引现象是三代咨议和谏言传统的衍生,根植于施舍聚民、以家代国式的中国早期国家产生方式。虽因时势与说服对象的不同,征引“闻言”会产生不同效果,而且“闻言”呈现出渐次退场的态势,但其价值并非仅限于当时。作为早已存在的公共话语,“闻言”借由贤臣谏君的特殊场域被“重提”与阐述,加之史官在场载录以及后续整理、保存、传播的助力,明确了其作为公共话语的重要价值,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经典化,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