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地古道教与《楚辞》浪漫主义

闻一多所揣度的古道教,确曾在古代楚地盛行过,这可从楚史、《楚辞》和有关记载道教人物的古代典籍中找到大量根据。而《楚辞》的浪漫主义则是渊源于这种古道教的影响。     

元赋“祖骚宗汉”论

文章认为,“祖骚宗汉”实质上是元人不满于律赋的偏尚俳偶与文赋的倾于理趣,却又缺少情感或藻彩而提出的一个辞赋革新的口号。在这面旗帜下,元赋作家学习楚辞,宣泄失志之悲,驰骋想象,展开入地升天的描写;也学习汉赋的颂美皇家和铺陈讽谏。这些努力强化了元赋的抒情性和生动性,复兴了古赋的宏大气势,使之获得较高的文学价值,并奠定了明清辞赋以古为主的格局。元赋的不足是思想境界稍欠高迥,也缺少全新的创造。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楚辞长语

《离骚》中“启九辩与九歌”之语,注家已指出歌与辩皆为古乐,但辩何以为古乐,意者《世本》有“帝喾乃令人拧”之语,辩读若拧,正谓两手相击尔。《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实亦读若抻;《诗小雅》“弁彼赛斯”读亦同耳。《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参差指排箫,曾侯乙基出土实物可证。《河伯》中之“乘水车兮荷盖”,犹吴语之“出辔头”。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诗骚与“文言”

在先秦，文言不但发生在散文领域，亦发生在诗歌领域。《诗经》中的作品均经过文言，在组句上采用复叠手法是《诗经》文言上的一大特点。《楚辞》中的作品有更鲜明的文言特征，句式上的对偶和辞藻上的求丽是《楚辞》文言上的两大特点。《诗经》、《楚辞》，尤其是后者，对吾世之文言有深远的影响。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经义述闻》训诂之“见”

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经义互参”这种体例,从而更好地认识王氏在训诂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采用了列举法对于这种体例进行首次挖掘和研究。根据参看对象的不同把它分成四类,并对每类举例分析说明。结果表明：“见”的运用使得著作结构简练、直接,言简意赅,尤值得后来之训诂著作仿效。     

《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

隐喻是《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隐喻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对《楚辞》内涵的理解与领悟。隐喻翻译应兼顾隐喻目的,以传递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旨归。以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为观照,在达成所指目的时可以采用等喻或者换喻的方法,在达成语用目的时,可以采用转换意义、省略喻体的翻译方法。恰当的隐喻翻译,有助于塑造诗人爱国求索的形象,有利于目的语读者领会诗人笔下深刻的内涵,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