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韩国书院的历史与书院志的编纂

中韩两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受其影响,两国书院志的编写体例也不一样。韩国书院志的编纂始于16世纪中期的《竹溪志》的编纂。《竹溪志》的体例是以与书院有关的记录为中心的。而17世纪的《西岳志》和《庐江志》逐渐趋向于以人物为中心。18、19世纪的书院志则主要收录了许多为祭享人物辩护的内容。     

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     

关于新修地方志体例的几点看法

地方志是地方的全史和百科全书,旨在“经世致用”。新修地方志必须因时创新,并根据当地社会结构来拟定编纂纲目。在具体编写过程中,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做到褒贬公正。历史是人创造的,完整地记述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知名人物的事迹,是编修地方志的主要任务之一;为避免岁月久远史料缺失,生人也应立传,以往从“棺盖论定”原则出发不予生人立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楚辞》校证(十五则)

今本《楚辞》所载作品多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修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及利用新出土文献材料进行校勘,将有益于该类作品的进一步校理.     

萧纲与楚辞

本文通过对梁简文帝萧纲的生平经历、文学理论以及诗文创作的分析研究来考察萧纲与楚辞的关系,进而对楚辞的艺术性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收获——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简评

《风骚比较新论》一书,科学运用比较方法,在综论中原文化影响南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三大版块,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地具体展开对《风》与《骚》在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方面的异同比较,用事实证明《诗经》对《楚辞》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南亚研究》注释体例

一、中文1．专著王宏纬：《尼泊尔——人民和文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2．编著林承节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5页。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