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试论《格萨尔王传》中古代藏族先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自古以来,藏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独特的方式保护着大自然,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深心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通过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可窥探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本文阐述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与朴素观念。     

《春秋》学文献研究二题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的“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不涵盖“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根据二者得不出孔壁所出包括《左氏传》、刘歆认为《左氏传》出于孔壁的结论。《汉志》之《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免时难”,指的是避免“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对《左氏传》的毁坏,不指“避免当时之祸乱”等;《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口说”,指的是基于“（孔子）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之“异言”而产生的《春秋》经的解说本身,具体即《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的“前身”,不指《春秋》经的解说的存在与传播的形式——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存在与传授。     

中国题材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

以中国题材的无产阶级作家为研究对象,将一生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作品、在战争期间对战争避而不谈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与受到打压后迅速放弃无产阶级理念的文学家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这些作家对于人物形象描写的异同,发现其创作虽然关注了中国劳动者阶层和他们的生存现状,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与不彻底性。     

《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基于语料库的萧乾翻译小说欧化研究———以《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为例

汉语语法的欧化,可说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桩大事。笔者选取萧乾独立翻译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其原创小说《萧乾文集》小说卷作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次探索萧乾翻译小说的欧化现象。试图探究其汉语译文词法和句法受英语语言结构影响所产生的变异,认为如果欧化翻译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