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法行废与周邦彦仕途浮沉

以北宋后期新法行废对学制、官制的影响为依据,考证周邦彦仕宦生涯中几个存在明显争议的问题.周邦彦早年就读太学,明显受到新法改革太学的影响;所著《汴都赋》表明了支持新法的政治立场,也是其思想深受新学引导的结果;中年蒙哲宗召对,重进《汴都赋》,得授秘书省正字,亦与绍圣间重施新法的政治背景相合.但关于其改官的问题,现因文献不足不妨存疑,未可作为其人品判断的依据.     

论满族曲艺子弟书对传统叙事诗的充实与创新

子弟书是富有满族特色的民间曲艺,同时又熔铸了文人文学的才情与志趣。子弟书对于传统叙事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雅俗兼收、反映世情百态的开阔视野;以事挟情、舒展而又严谨的叙事结构;赋笔抒情、水墨淋漓的审美取向;句式多变、长短随意的诗歌体例。子弟书无论在诗体还是修辞上都表现出民间文学那种生龙活虎的创新与文人文学熔铸锤炼精神的高度统一,它所创造的这种雅俗共赏、修辞富赡的新诗体也必将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试析《褰裳》、《静女》中“赋”的运用

<褰裳>、<静女>是<诗经>中的两首反映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情诗,虽然是从不同角度描写男女相约相见的场景,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运用了赋的手法来展示诗歌内容,体现诗歌的内涵.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河伯》篇中“美人”与《山鬼》篇中“山鬼”的关系

以往的楚辞研究者多以为《九歌》第八篇《河伯》篇是祭祀黄河的神或单纯祭祀河神的诗歌,第九篇《山鬼》篇是祭祀山鬼或单纯祭祀山神的诗歌,由此可推论:《河伯》篇和《山鬼》篇没有直接的关系,歌唱的主体是祭祀山河神的祭主,等等。本文认为:《河伯》篇是河伯(死后世界连接九重天的九河的男神)的独白诗;《山鬼》篇是山鬼(住在昆仑山死者的魄)的独白诗;《河伯》篇的"美人"是死者的"魂"的忌语,与《山鬼》篇的"山鬼"(死者之魄)本来是成双成对的关系;《河伯》篇和《山鬼》篇中作为诗歌背景的舞台是九河(死后世界直通九重天的河)和昆仑山(死后世界中想象的山)之间,这两个世界本来在一条直线上。文章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以上理论上的假说给予了科学的实证。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