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赋题法与永明体——齐梁陈拟乐府诗的革新

南朝齐梁陈三代,在沈约的倡导下,拟乐府诗创作发生了重大革新。诗人们把赋题法和永明体相辅相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拟乐府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齐梁陈时代,拟乐府进入了一个复兴期。虽然在内容上,齐梁陈拟乐府略嫌题材单调,境界不高,但就总体情况而言,这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创新,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为唐代乐府的辉煌局面奠定了基础。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宿松话中的一种特殊双宾句

宿松话双宾B式是一种特殊句式,进入双宾B式的动词都必须具有“给予”义,这些动词可分为典型“给予”义动词和非典型“给予”义动词。双宾B式具有极强的制约性和句式赋义性。双宾B式来源于省略了介词的介宾补语式。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明清洲田与芦课制度的运行

明初,在镇江至九江的江洲上就近砍割芦苇,由工部执掌,以上供物料的方式供应朝廷之需。由明迄清,长江中下游的江面芦洲经历三次重大制度调整：第一次,弘治元年（1488）,主要针对镇江至九江段芦洲。南京工部设立芦政主事,在剥离各类芦洲后,对大部分芦洲征收芦课,正式确立芦政制度。其间经历芦柴的折银化等过程,芦洲之征亦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第二次,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重新整饬芦政体系,芦课以原额的方式仍由南工部执掌,其他大部分芦洲租课上交户部管理,充作边用,此次清查涵盖整个长江中下游江面芦洲,在此过程中,“洲”变为“洲田”,但由于芦洲仍然保持着官有属性,芦课的“租课”性质并未改变;第三次,自顺治三年（1646）开始,芦课在江宁芦政衙门专司与地方官征解藩司间数度摇摆,至康熙十年（1671）,最终形成全归户部管辖,由地方官征解藩司的格局,芦课由“课”转变为“杂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