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名人怎么做父亲

鲁迅:顺其自然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7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解释:“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     

张浚生:拳拳一颗报国心

2014年9月香港"占中"事件发生后,"末代港督"彭定康发表怂恿"占中"违法活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论,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张浚生十分愤慨,通过香港《文汇报》、凤凰卫视等媒体予以痛斥,表达了一个国人的拳拳报国之心。红土地上的优秀学生干部1936年,张浚生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长汀县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是革命老区和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张家前辈几代人在朝廷为官,显赫一时,只是到了张浚生祖父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起初任私塾老师,后改行做裁缝。但诗书传家的传统,让张俊生受到了不错的启蒙教育。     

《银狐》民间文学叙事的现代言述

《银狐》是郭雪波在对民间传说和历史资料整合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的。作者通过叙述常年栖息于科尔沁草原的一只银狐与人类、现实的关系和冲突,构成了小说内在叙事张力。虽说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这部小说内容、题材和创作方法的民间特色,但从叙事学的角度,在民间语境中对它予以观照的甚少。因此,有必要对小说的民间性叙事特做纵深拓展。也就是说,从小说的民间资源和叙事策略,探讨民间叙事的内在意蕴。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塔林手册2.0版》相关规则评述

《塔林手册2.0版》规则47及有关规则阐述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时应遵守的规则,其中对"和平目的"原则、"适当顾及"义务、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以及在专属经济区部署海上网络基础设施作了不同程度的解读。这些解读部分是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与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未来有可能通过准软法加国家实践模式,创设专属经济区内军事网络行动的新规则,并藉此将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法律化。沿海国应在国内立法和行使管辖权的实践中,扩大对专属经济区内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管制,通过国家实践确立在该领域的主动权。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全清词·顺康卷》漏收李式玉词辑补

《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清词的研究,但总集的编纂是一项长期而且浩大的工程。且由于清代文献浩如烟海,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别集,为之辑补李式玉词129首,以补《全清词·顺康卷》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