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身自由权的暂时性法律保护——以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为视角

人身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权利,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通过宪法确认,由具体的法律制度落实。我国法律制度中缺乏对行政权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得人身自由权遭到严重侵害。暂时性法律保护的权力制约性、暂时性、及时性（中止性）和救济中的救济能够实现人身自由权的保护。人身自由权遭受严重损害的现实和现有的监督机制不足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必然。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策要求、国外的成功经验、民法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践经验以及刑罚执行上的“刀下留人”的经验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可能。暂时性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制度适用于行政行为。借鉴西方人身保护状制度、建立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事前报告审查和行政相对人请求保护制度,能够实现人身自由的暂时性法律保护。     

高校学生处分的法律风险防控

随着大学生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高校学生处分工作面临的法律风险也在增多。在实践中,关系学生身份权利义务变动的处分行为具有司法上的可诉性。依据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相关理论和工作经验,可以发现,高校学生处分工作的薄弱环节集中在处分工作机制、处分依据等方面。高校学生处分的法律风险防控必须全面加强,并重视证据收集、处分决定送达、上报审批和学生申诉等环节。     

《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

石黑一雄的作品《被埋葬的巨人》以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展现了英国民族塑形时期的一段晦暗的历史图景,背后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思维和文学想象方式。作品通过展现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通过时空并置的记忆书写,挖掘了历史断裂处的沉默话语;通过书写不同个体的记忆,呈现了多重历史意识和声音。正是在这种书写方式中,石黑一雄达到了对话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目的。     

戏剧话语中称呼语的态度意义： 以《荷兰人》为例

近10多年来,称呼语作为文学话语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其丰富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以及语用意义等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态度意义缺乏系统考察。在语言评价理论框架下,结合戏剧话语中称呼语的特点,系统考察称呼语的态度意义,发现称呼语隐含各种情感意义和判断意义。通过对阿米里·巴拉卡戏剧《荷兰人》中人物之间的称呼语的态度意义进行系统分析,发现称呼语的态度意义有助于建构复杂动态的人物身份。     

《叛徒》的反讽艺术

2016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叛徒》巧妙运用反讽手法,揭示当代美国社会依旧严峻的种族问题。反讽构织成了小说情节之外的另一个结构网络：修辞反讽渗透进小说的语言,构成了小说的肌理;标题的反讽、情景的反讽、语调的反讽建构了小说完整的结构框架;互文反讽则引入历史的维度作为参照,增强了小说的批判性。在《叛徒》中,反讽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它暗含严肃的批判精神和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已成为小说本身的内在品质。     

钟嵘《诗品》在英语国家的转译呈现

目前汉语学界关于英语世界钟嵘《诗品》译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尤未见英语全译本出现,但已然存在三种《诗品序》英译及部分重要的零散英译材料。通过对《诗品》书名诸种英译的比对,可知其分为音译和意译两类。其中,“诗”的意译主要有“诗作”“诗人”“诗歌成就”这三种不同的侧重;而“品”则主要有“品级-等级”和“品评-评价”这两个维度的区别。另外,现存的三种《诗品序》英译各具特色,关于相应语言风格和错漏情况的初步分析,将为后续的深化研究奠定基础。     

调腔《西厢记》考论

调腔是流行于浙东一带的高腔剧种,新昌县档案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调腔抄本有《西厢记》六折,除《佳期》一折为昆腔戏外,其余均出自元杂剧,反映的是明代中后期南戏声腔的杂剧演出样式。调腔《西厢记》存在明刊本所常见的曲文分唱现象,并在剧本上受到《南西厢记》影响,且曲文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调腔《西厢记》演出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大学章程性质的法理透视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大学章程作为高校的核心法律文件,在“依法治校”中的重要地位开始显现.但对于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学界仍存在争论,由此造成的实施困难,影响了其实效性的发挥.本文评析了学界较流行的“契约说”“自治规则说”“法律说”三种观点,认为应从外延视角、法律位阶视角、特征和价值视角入手,以“大学内部‘宪法’和外部‘权利宣言’“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软法”的定位,来综合评价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     

《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