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纵横术对李白思想及行事之影响述论

李白青少年时期跟随赵蕤学习纵横之学,其一生思想及行事皆深受影响。《长短经》乃纵横之学的集大成,李白的帝王师思想,激励其得君行道,经世济民,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婚赘于许氏、宗氏及入永王幕也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帝王师,建功立业,其生活理想乃高蹈隐居,问道求仙,因而功成身退乃其人生的最高理想。平交王侯的思想,是对士之才具的自信与肯定,乃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纵横之学以宏阔的视野,通达的知识,秉要执本,颇具辩证性思维,不拘一格,能够认识矛盾的互相转化。因而,李白能够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统一于一身,对战争有全面客观的认知,对孔子与儒学亦能见其本质,既有赞扬亦有批评;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李白怀有强烈的时光流逝而功业无成的焦虑,对现实的昏暗与不公,予以强烈的批判。纵横之学,使李白高迈的情性和疏放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肉体和精神的和解与历史之谜的解答——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思考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人需要吃、喝、住、穿作为历史的根基确立起来。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虽然也要满足自然的需要,却是在肉体和精神对立的基础上来看待人自身的自然。马克思颠覆了这种二元对立,强调人的自然是一种社会化的自然。在此基础上,他否定了从同一性原则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从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与和解中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基于这一观念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概念,即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的冲突与和解的历史观念。当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历史时,历史就不能被理解为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历史。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为我们理解文明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给我们思考当代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部独具特色的全景战争小说——斯塔德纽克的《战争》

斯塔德纽克的《战争》是苏联全景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在战争叙事方面匠心独运,具有论辩反驳性(通过书中的重要人物直接提出异议进行反驳,通过大力描写苏联红军上下一心共御外敌对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作战不力甚至只是溃败的言论进行了反驳,通过斯大林形象进行反驳)、军事科学性(军事科学或军事理论、战略学和战役学、作战艺术或战术的运用)、人物多面性(发展变化且丰富复杂)等显著特征。这些特征的结合使得该作品成为苏联战争小说中一部独具特色的全景战争小说。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为例

借助Pragglejaz团队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描述,从认知关联视角切入对各类隐喻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为实现白皮书类外宣文本国际传播的最佳社会效益,最大语境效果、共同的语境假设以及交际传播的目的是译者在实现隐喻跨语际转换时的重要考量准则。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适用的调整和重构

司法解释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个人信息的定义应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合法获取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亦应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故意犯罪且相关行为应具有法益侵害具体结果。获得公民知情同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知情同意"的效力应当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公民最后一次行使同意权的效力为基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为与公民人格、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根据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影响的紧密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两个方面综合考量。司法解释应采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分类方式,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两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再犯情形的构罪标准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