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丁玲与陈明的一世情缘

在魏巍作品讨论会上，一位精瘦的老人讲述了丁玲对魏巍作品的喜爱及丁玲与魏巍之间的友情。哽咽的言语里流露出对丁玲的深刻理解与敬爱。我问身边的同志：“这莫不是丁玲的丈夫陈明?”得到证实之后，我的心被一种崇高的爱情所打动。     

论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潜女性话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女性性别话语的构成形态及其深层寓意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丁玲这一时期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将性别分析置于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之中，进而对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了一次深人的体察。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从黑暗走向光明——试论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作为中国20世纪最为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丁玲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女性形象,如莎菲、丽嘉、贞贞、陆萍等。从丁玲不同的创作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们走过了一条从痛苦挣扎到寻找新的出路,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成长道路。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善的自觉:性别正义与人的自由再诠释——以丁玲的创作为例

正义与自由都是人性之善的具体呈现。主张性别正义,目的在于实现两性作为个体的自由属性;坚持革命理性,则在于谋求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自由权益;因而,性别正义与革命理性交织在一起,时而融合时而冲突。自由有多种类型的划分,除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还可以分为"需要的自由"与"能力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不同于上述几种类型,同时又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不异化则为善,善即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概括性表达。丁玲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反省自己、修正自己、从"不善"走向"至善"的过程。她的作品,不仅生动形象地呈现了人类主体意识中各种不同纬度的自由,而且在创作的精神升华中,还诠释了自我超越的大自由:"忘我"。     

《红黑》停刊与与丁玲、沈从文分歧的源头——丁、沈关系新解

1979年秋,丁玲从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处得到<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两书于1934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此后,香港的一些书店将其翻印.由于书作者沈从文与作家的特殊关系,此书成为海外丁玲研究的入门书.     

丁玲与《北斗》

1931年出任《北斗》主编是丁玲革命活动的里程碑 ,也是其文学活动的里程碑。在其政治生涯中 ,她实现了由激进的左派作家向革命作家的转变 ;在其文学生涯中 ,她实现了由单纯的作家向作家兼文学编辑家的转变。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