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左联”时期文学语言的“味道”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文本呈现出不同于早期的语言风貌。本文试图用语言学和文学两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学文本入手,选取丁玲该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左翼经典小说《水》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语词的选用、语句的构造和修辞的运用等方面的探究,梳理丁玲文学语言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有效了解作家内在的审美追求。     

论编辑家的丁玲

丁玲的编辑历程始于《红黑》,终于《中国》,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其间呈现鲜明的历史分期:“左联”时期、解放区时期、建国初期、新时期。丁玲编辑活动的四个阶段显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学出版特征,也显示了丁玲在不同阶段作出的努力和成就。纵观其一生的编辑活动,可以说她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者,解放区文化事业的拓荒者,共和国编辑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也是新时期出版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政治话语和女性话语的交锋——论丁玲的女性创作立场

丁玲以鲜明的政治意识打破了20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情绪框架,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她的创作过程中,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相融相生。而丁玲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斥责为女性立场的缺失,更被归结为"男性气质"的体现,背离了女权主义者所坚守的女性在包括政治领域内的与男性的全面平等的原初概念。丁玲以她的政治地位为女性写作取得了"双声话语权"。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论的兴衰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20世纪50—70年代,陈涌与冯雪峰等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分析小说中两个重要人物顾涌与黑妮,发掘出小说文本的异质因素,并将这些异质因素的产生归因于丁玲思想改造的不彻底。进入新时期,赵园、严家炎等学者沿着陈涌与冯雪峰的评论继续挖掘小说中的异质因素。但是,对异质因素的评价却发生了翻转,论者大多认为异质因素的产生是丁玲坚持作家主体的表现。     

是非岂能搅浑!——也谈丁玲研究

复信 亲爱的吴启武同志：《中华魂》编辑部转来的信件收到。我找来了您所说的那本杂志,细读了严家炎的那篇文章（以下简称“严文”）,现在就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聊供参考。关于“美”与“刺”。歌颂与暴露,古人叫做美与刺,这是对立的统一,关键是看歌颂与暴露的对象。     

丁玲与文学讲习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新政权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就是为巩固这一制度而设置的.文学讲习所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被人称为文学界的"黄埔军校".丁玲奉新政权之命创建文学讲习所.随着丁玲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首要分子而遭到打击,文学讲习所也解体.     

丁玲的《夜》:一个典型个案的心理解析

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创作发生了艰难的转向,她在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夜>是较为典型的一篇.本文通过对<夜>中主角何华明及作家本人的详尽心理解析,试图寻找丁玲创作发生转向的深层原因,并进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一阶段发生转变的一些情况.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新女性的巾帼精神——再论"丁玲精神"

丁玲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先进女性代表,也是新时代新型女性突出的典型.作为中国现代先进女性魂灵的"巾帼精神",在丁玲身上表现为新妇女的翻身意识、新战士的革命意识、新作家的服务意识和新慈母的全球意识.     

隐文本视角下的心理错位——论建国初丁玲文艺思想的二重悖反

建国后由于政治语境的严酷禁锢,丁玲公开发表的文本并不能表现其真实的文艺思想.而依据当时未公开发表的书信、日记、讲话等隐文本,可以发现:在丁玲顺畅融入文学体制的表象之下,其文艺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悖反,这种悖反一方面源于抵牾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也与她错位的文化人格有直接关系,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其所汲取的文化资源内在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