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南匈奴的兵民合一——就南匈奴“胜兵”问题与林干先生商榷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元二年（90年）,“南部连获克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南匈奴胜兵的性质,是南匈奴社会发展状况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不正确地理解,就无法说明东汉南匈奴的发展程度。目前,林干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学界的一般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④有梁景之《“胜兵”解析》,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么？——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和张莉《南匈奴胜兵性质新解》,笔者试图在他们的基础上加强论证,来说明东汉南匈奴兵民合一的问题。     

中国民间宗教艺术初探

中国民问宗教既包括秘密民间宗教,也包括一般民间宗教,后者所占比例最大.中国民间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正统性、三教合一、世俗性等鲜明的艺术特点和中国民间宗教的劝善、因果报应、脱凡入圣等母题;同时,它在说唱叙述方式、对神话的颠覆、对民间艺术的诠释性意义等方面,有着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浙商"的人文特性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典型意义

"浙商"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存在和发展的局限也在于其人文特性.关于"浙商"人文特性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感知,可以概括为"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浙商"基本人文特性,"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浙商"主体人文特性,"个众"与"和合"统一的"浙商"总体人文特性.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和结构的"浙商"人文特性,对于反映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李道子与太极拳关系考——《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可信性与价值初探

<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碑文的面世,为我们了解李道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与相关史料比对研究,可以确定碑文的大部分信息比较可信.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太极拳的起源、三教合一论以及古老的养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碑文中述及李道子为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则难以成立.有些论者认为李道子是太极拳的鼻祖,则是更加不可能的.不过,太极拳与无极拳以及千载寺的养生文化却一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承继关系.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现代新心学的心物论

现代新心学是现代新儒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 ,其哲学核心理论是心物论。本文从心物相即、心物合一、心外无物三个心学命题入手 ,分析了现代新心学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新心学的心物理论 ,表现了与西方唯心论不同的理论特色。把握新心学的心物论 ,可以把握心学理论的基本结构与中国唯心论的特色     

从艺人经纪模式看中国影视明星高片酬现象

在中国,影视制作业务与经纪业务未被严格分离,艺人经纪主要采取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这种模式下艺人权益较易受损.艺人经纪模式会随着艺人产品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形成了依托制作资源帮助艺人发展的制片人、经纪人、经理人三位一体模式,制作公司内的经纪人工作室联盟模式和以明星、名导、名编为核心成立的独立艺人工作室模式.中国影视明星的高片酬是在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下对编剧的重视程度不够、作品缺乏市场检验渠道及经纪公司缺乏成熟的造星机制等问题所致,而要形成影视经纪行业未来发展的良性循环,独立艺人经纪模式更符合产业发展的长期需要.     

论历史时期政区划分的“异域合一”原则

学界通常认为"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是历史时期政区划分的两大原则,很多学者用这两个原则对历史政区来进行非此即彼的概括。通过分析发现,这两条原则难以对历史时期某些政区边界划分的实例做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这一类政区往往以山川为边界,同时又囊括了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为此提出"异域合一"概念对这类政区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认为这种政治地理现象与交通、军事的事权统一的政治需要有关。     

情感教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本文介绍了国外、国内情感教学的发展历程,着重论述我了国情感教学历史、发展与概况,力图为我国的差异教学、生本课堂、生态课堂等基于人本主义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