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原因上的自由行为之处罚

关于原因上的自由行为,现代刑法学者一般认为具有可罚性。但对于其中的原因,却有各种不同的学说,类比间接正犯说维护同时存在的原则,却对实行行为的正确认定有所偏差;最终意思决定说则恰好相反。只有将两者取长补短,维护同时存在原则,恰当地认为实行行为,切实掌握具体可行的处罚方法,才能论证原因上的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并对原因上的自由行为实行有效的处罚。     

海域的民法界定及其权利归属

文章以民法中物的概念、添附制度为基础,指出《海域使用管理法》中界定的海域存在着与民法中物的概念及用益物权制度不能协调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难题。只有把海域理解为土地的当然附属,海域使用权的母权因而是土地所有权,才能得以解决。论文进而在理论上将国家所有权区分为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此二元划分有利于确保全民利益的归属与民法制度的完整和统一。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思辨及其评价

列斐伏尔强调日常生活具有平日的单调无奇性与某个瞬间的神奇性超越性的辩证统一,重视日常生活中非凡的革命瞬间.列斐伏尔认为,节日和革命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节日能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狂欢把日常生活节日化、游戏化,是对日常生活的颠覆,日常生活具有非日常意义,常与非常之间对立统一.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思辨成为总结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一份值得借鉴与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料.     

试论侵害知识产权之物上请求、不当得利与损害赔偿

就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而言,存在物上请求权、不当得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三者在构成及功能上有所不同.由于《民法通则》立法的原因,引发了侵害知识产权案件中关于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争论,在实践中,权利人也极少主张不当得利.而三者的有机协调,对于在不违背侵权行为法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减轻其诉累,减小司法判决的难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矮小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期

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的幸福生活只发生在童话故事里,在现实生活中,身材矮小带来的问题很多：十几二十岁的年龄,却只有三四岁孩子的身高和体力,端洗脸盆、到灶台上盛饭这些简单的事情,却成了矮小症患者每天面临的生活挑战。矮小症患者就诊率很低据统计,我国矮小症发病率约为3%,现有矮小人口约3900万。然而,每年真正接受治疗的患者不到3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家长不知道矮小症是一种病,更不知道这种病可以治疗。而大多数基层儿科医生缺乏身材疾病的诊治知识,无法做到疾病确诊和有效转诊。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术道糅杂：道教上清派炼丹术的启示

本文认为道教上清派炼丹术可谓术道糅杂：既发明了“阳燧取火法”,火焰鉴别元素法。同时也继承了道教修道与天地造化同途的思想,变化的思想以及对宇宙造化之理探索的合理思想内核。在上清派道士那里,炼丹术乃是达道的舟筏和桥梁。最终服务于他们的宗教目的。     

临贺故城浮山歌节旅游开发策略

浮山歌节是桂东临贺故城独具特色的以歌抒情的狂欢盛会,亦是当地重要的民俗旅游资源。对浮山歌节进行旅游开发,能够提升临贺故城的知名度,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传承、保护丰富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旅游开发者若能遵循科学的开发策略,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歌节旅游活动内容,加大推介营销,提高社区参与,浮山歌节旅游将成为贺州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革命者的节日：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及其反响

拓宽历史的视野,从革命节日的角度关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巨变中受众与参与者的心态与言论,可更加增进我们研究积累的新思路。聚焦当年的革命心态与革命情结,透过革命党举行纪念会以凝聚人心、煽动排满情绪等细节来考察革命知识如何被制作,在不同群体与空间中如何流动,此前似乎关注不多。本文期待以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及其反响为例,深入展示革命知识的流动情景与受众的反应。这其中既有革命领袖的魅力与鼓动,更有众声喧哗的受众反响,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近距离观察革命者与革命集会的契机,进而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论四言诗音节分化与五言诗的发生

人们已习惯在四言诗之外探寻五言诗之源,但将汉语诗歌之分为"四言""五言"等仅是不得已的语言策略,已将鲜活的诗歌纳入语言的牢笼。由于诗歌本为"长言",其音节数量往往会挣脱汉字数量的束缚,而五言诗正是源于四言诗的五音节化。《诗经》主体为四音节诗,这将汉语诗歌发展纳入齐言框架。主体情境和解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音节长度及句读模式被打破,音节之顿挫及语气沉郁,已对音节之绵延和分化虚席以待;《楚辞》在汉初的盛行,使得"句外"之语气助词"兮",栖息于四音节模式之中,进而演化为早期五言诗之语气词,后正式分化为一个独立音节,成为五音节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汉初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楚辞》独白式私人视角,也使得长歌当哭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