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上林乐府所在地考

乐府是西汉时从武帝到哀帝一百年间最为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文章认为 ,乐府不在城内上林苑中 ,其大致位置在长安城西 ,建章宫北 ,与平乐观相邻之处。文章在理清乐府、太乐、黄门、掖庭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得出 :武帝立乐府于城外是出于郊祀游猎活动的需要 ,乐府被罢是由于帝王活动中心集中于宫中和礼乐活动走上正轨化的结果     

屈原赋"看视"概念场词语的运用艺术

屈原赋"看视"概念场词语语义丰富,呈现"方向""情态""距离""结果""时间"等多个认知角度。每一认知角度呈现出不同的语义场,每一语义场又含有不同的"看视"概念场词语,精细多样。从运用形式来看,屈原赋"看视"概念场词语既有"单用"又有"并用"。屈原赋通过使用"看视"概念场词语,产生了显著的艺术效果。这些词语在屈原赋中是形象的活化点、画面的切换点以及情感的寄寓点,其运用促进了诗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唐前乐器赋考辩四题

唐前器乐赋中,《长笛赋》作者、《角赋》作者谷俭的朝代、江淹《横吹赋》的吟咏主题以及傅毅、蔡邕"琴赋"的篇名存在争议。经考辩,《长笛赋》"赋序"作者当属伏滔,残句部分应存疑;《角赋》作者谷俭为晋人,不处唐世;江淹《横吹赋》所咏乃"横吹笛",非"横吹曲";傅毅赋作应称《琴赋》,又或为二篇;蔡邕赋作应称《琴赋》,其《弹琴赋》一名似由明人所误。     

扬雄对诙谐赋文化品位的提高

西汉末,诙谐辞赋在扬雄的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扬雄之前,东方朔、枚皋乃至王褒等的诙谐赋基本上是仅供解颐的作品,而扬雄却用它表现士人对自身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批判.扬雄对诙谐辞赋的贡献不只是对更为新颖的艺术手法的探索,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     

《后典丽赋》的编选与传播考论

南宋进士试赋制度较北宋更为长期稳固,与此相关的律赋集的编选在南宋也极为兴盛,然今天大多佚没无闻。《后典丽赋》是南宋律赋选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乃婺学唐氏学派代表唐仲友所编选。该书选文详今而略古,体现出鲜明的趋时特征。此外,该书刊刻所涉及的贪墨行为,凸现了律赋集编选的牟利动机,因而在选文质量上难与北宋律赋集相比。在这样的律赋范本的指导下,宜乎南宋律赋日渐走向没落。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从“西昆体”的成败看唐宋诗之转折

“西昆体”与宋初朝廷提倡文治的文化学术风气之间的渊源,可以吴淑《事类赋》及丁谓《青衿集》为个案证实。与之相应,“西昆体”的绝大多数作品只是“白体”的精致形态,难以企及“义山体”的艺术及思想高度。西昆体步武“义山体”后尘却终告失败的结局,表明宋代诗歌处于一种与中古政治文化、学术氛围都有本质不同的新局面,已经不能再遵循唐暨唐前诗歌独特兴象境界的路径延续发展。这个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唐音、宋调之分野。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