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制度化路径

基于"自助-互助"原则建立的农村互助养老是一个短期利他但长期利己的互助合约。田野调查发现,在村庄缺乏普遍互惠规范的情况下,因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和动员方式不当而不能激发出足够强烈的合作动机,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难以建立并持续。因此,应构建具有"小公共性"的现代村庄共同体,为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长效机制提供环境支持;应针对农村老年人弱势性特征以及短视性决策行为,构建改进版的基于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为合作生产的发展提供持续性与制度化的内在激励;应将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合作生产升级为组织层面的全流程集体合作生产,并通过内嵌于生产过程中的需求偏好显示机制和自我增权效应,实现农村养老服务永续供给的闭路循环。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检视与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当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主权国家对资本权力统治逻辑的运用,是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外围”模式的维续,在当代世界已面临危机与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目标、制度框架、发展模式三方面变革资本全球治理模式,实现对旧的治理体系的超越：以共享为核心目标引导经济全球化转型,以公共价值引领全球市场,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利益嵌入和市场对接等机制切实倡导经济发展中的多边主义。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再辩大城市：消费中心城市的视角

本文以未来中国如何更好发展“大城市”为主题,探讨新时期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作用。首先,本文从都市圈视角回答大城市规模扩张的原因及其潜在边界。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进一步强化“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与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的一体化会带来服务业型消费岗位向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中心城区集中,人流也将呈现出“向心”特征。综合来看,信息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将加强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本文认为政策上应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发挥都市圈和城市群引领现代化增长的功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投资者信心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MIDAS混频模型

将投资者信心指数引入MIDAS混频模型之中,可以考察新冠疫情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投资者信心指数和“三驾马车”对我国季度GDP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实证发现:引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MIDAS混频模型在预测精准度方面和基准模型进行比较,预测精准度高于未加入投资者信心的模型,均方根残差比值更小;在多元MIDAS混频模型之中,加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回归模型对我国GDP的实时预报和短期预测结果更加稳定,可为决策者提供更加精确的参考区间;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投资者信心指数变化反应,和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相比是最灵敏的。这为定量追踪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新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钟启泉说"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在于课堂改革,课堂改革的核心在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在新课标、新课程、新教材、新技术、新高考、新评价背景下,育人方式改革是主旋律,课程改革是主战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主力军。离开课堂和课程谈改革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紧紧抓住推进课程改革这个关键点,切实把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这个切入点,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强化课堂主阵地地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办学水平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