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户经济行为关系探析——以云南洱源为例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农户经济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以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洱源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探讨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户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论合理功利意识的界定

一、合理功利意识与功利主义1.功利主义的基本内容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是英国的边沁和约翰·穆勒。边沁在1768年对牛津大学的访问中首次提出功利原则,即“每个人的行为所遵循的道德规则应该为每一个有关者带来最大的好处或幸福。”后来又在其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绪论》一书中提出“当我们对于一个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看该行为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幸福。”而所谓幸福就是获得利益和快乐,这条功利原则也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或最大福利原则。简单地说,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从人性出发,凡是能减轻痛苦,增加快乐的,在道德上就是善,…     

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界定与规制比较研究

针对发达国家及地区对市场操纵行为立法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有必要修正市场操纵行为的定义,以更准确和包容的法律用语正确界定市场操纵行为的一般概括条款；正确理解市场操纵与欺诈之间的关系,为将来证券法司法解释的出台扫清障碍；提出可以采取行政监管、民事索赔两种标准分别规定市场操纵行为的操纵意图、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强化行政监管,严格民事索赔,从而构建多层次的市场操纵行为法律规制框架.     

试论连续的离散化

本从任何行为动作都需要一个离散的终点的认知要求出发,主要分析表事物离散的数量词,表地点离散的“在＋处所”,直接离散行为动作的“了”等三种成分在认知原则控制下的表现,在统一解释与数量词等离散性成分相关的一系列语法现象的同时,讨论了“有界／无界”划分的缺陷。     

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非财产损害赔偿问题只能发生在侵权责任中，在违约之诉中不赔偿当事人因他人违约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质疑。从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存在基础结合国外立法例来论证因违约造成的受害人的非财产损害并非完全不予赔偿，在特定的情形之下因违约行为造成他人非财产损害时，允许受害人通过违约之诉要求赔偿。     

美国职务发明制度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美国职务发明专利权经历了由个人的自然人身权利转为基于契约关系的法人财产权的演进。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职务发明制度只有与经济发展和创新形式相适应,才可能对创新形成正向的激励作用。因此,我国职务发明相关法规应当紧密地与本国科技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制度保持协调,积极保护我国目前创新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明确发明者作为创意产生的主体地位,成为促进产业技术水平提高的有力制度保障。     

论小说创作

如果可能,请别写小说.小说创作是一种非社会行为,一旦动笔,小说家会时刻为小说中的人物所困扰;而且,真正写起来,小说指南一类书籍并不管用.假如非写不可,那么,小说家需考虑是以情节为主还是以人物为主.如果以情节为主,小说家即在虚构的事情中间而非在所谓的真实生活中寻找人物的时候,抓住情节不放;如果以人物为主,那么,小说家则需对适于情节的某些特征加以强调,使人物在新环境中显得真实可信,从而赋予他们生命.小说家无论重情节抑或是重人物,都还要考虑以何种形式、何种风格呈现情节和人物的问题;当然,在优秀的小说家笔下,故事和人物本身会以最适合的形式出现.小说家应对形式、人物和语言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此外,小说家可能会对道德教诲产生迷恋.尽管应当通过作品给读者以教益,但是,真诚的艺术家并不能专注于说教.     

金融监管体制有效性分析及其发展趋势

通过对经营者行为模式、金融监管体制和国际金融监管的比较,指出有效防范危机与激励公平竞争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匹配"。并在透视中国现实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当前"分业监管"的必要性,明确提出通过确立中国金融监管目标安全与效率并重的定位,奠定基础逐步实现中国一体化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对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平台,在金融全球化中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来保证中国金融监管调整的前瞻性,监管功能有效性和向统一监管过渡的方向性。     

仪式中的象征符号 ———读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是一位以仪式研究著称的当代人类学家,其最著名的学术贡献就体现在对恩登布人（Ndembu）的象征符号和仪式过程研究之中。《象征之林》可谓是特纳在象征和仪式方面研究的一本代表之作。在这本著作中,特纳对恩登布人的仪式及象征符号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在我看来,特纳通过《象征之林》想重点反映的一个思想就是：象征符号与人们的社会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行政指导可诉性探析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柔软的行政管理模式,能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将其定位为非传统行政行为,考察其可诉性的现实需求和理论依据,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实现行政指导法制化,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