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台湾经济的未来

中国经济外交在 2 0 0 1年 1 0月到 1 1月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四件大事 ,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思维和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成中国政府的既定方略 ;创造内地与港澳在一国两制下自由贸易区的新模式 ,将成为改变东亚经济格局的新起点。在此格局下 ,台湾经济的出路在于回归中国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一体化。     

中西方磨合须跨越的三层认知误区

<正>就现阶段中国对西方的认知方式和心态而言,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传统文化因素。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协商文化为其主要特征,其中一定程度含有"面子文化"的因素,与西方的法治文化不同。二是转型期因素。与中国社     

被封杀的文化部长

<正>1986年11月,我上任(指担任文化部长)后约半年,到上海参加作协召开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国的活动于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其中有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苏联的费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等。此会早就计划要开了,有关外事部门一直未批,我一担任部长,此事批下来得也就快了些。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东亚生产分工的演进机制研究:以IDP理论为视角

以2002~2012年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投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东亚生产分工的决定因素。发现国际生产分工的演进与投资发展周期变动密切相关,为东亚生产分工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机制方面的直接证据,也为中国和东亚转型经济体在国际生产分工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投资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启示。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东亚智慧

环境危机已是关系到整个地球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人为的、严峻的、系统性的、难以逆转的。全球环境危机急需治理,必须重新发掘东亚智慧,更新发展观念,以新的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现代化范式,走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文明之路。建构新的东亚智慧,就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无止境增长的渴望,超越工具理性与唯科学主义,超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渴望,超越贪欲与利润的极端诉求。人类自觉归属自然、保护自然、珍惜自然、敬畏自然,以人文主义、道德修养、宗教信仰来为科学与市场划界立法,以家庭伦理、大地伦理超越把自然"资源"化的工具主义,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超越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遏制消费主义的扩张,提倡过一种简单的、有节制的、合乎自然节律的生活。     

从演化的角度阐释东亚社会政策及其社会体系的变化

东亚社会政策分析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来研究东亚福利体系,试图抽象出这些体系发展的一些普遍趋势;二是通过制度分析来揭示这些体系的特征。这两种路径都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倡导采用第三种路径即背景分析法来阐释东亚福利体系的发展。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研究应该从这些体系的政策演进的视角去理解,以期为拓展有关东亚福利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