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方言动词"造"的语法及语义特征

通过与普通话“造”的对比分析,本文详细描述了东北方言动词“造”的语法及语义特征。文中着重指出其在语法上的独特性:状语、补语、宾语的类型复杂;通常用于完成时态;不能用肯定否定重叠的方式表示疑问。并阐述了其在语义上的丰富性,如义项大致可分为三类,修辞效果突出及对宾语、状语、补语具有语义上的选择。     

韦伯命题的现实蕴意——以东北区域文化模式的经济功能为例

自社会学创建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就一直吸引着社会学家们的注意力,但不同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韦伯命题则强调经济的驱动力来源于文化的促进。以东北文化选择的过程和作用为研究个案,进一步讨论区域经济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为解析韦伯命题寻求另一个角度。认为,世俗文化对经济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之外,独特的区域经济也对区域文化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走进绿色家园媒体村

绿色家园媒体村紧邻奥林匹克公园东北角,距奥运主新闻中心5公里,占地面积10.2公顷,是"历届奥运会最大的单体媒体村",赛时能够接待6000名媒体人员."绿色家园媒体村"是第29届奥运会三个媒体村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曾经服务于北京亚运会的亚运村汇园公寓和国家会议中心酒店.     

东北方言中的万能动词——整

方言是极具地方和民族性格特征的一种表现,也是特殊的文化现象。辽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东西南北各有不同的语音语调。用文字的形式表述方言的特点,也是本刊的一个尝试。意于相声、小品之外,更多了解辽宁人的不同生活侧面。本刊今起将开设"东北话"栏目。相信它能通过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用词用语加以归纳梳理,帮助国内外读者走进辽宁人丰富多彩的真实生活之中。     

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与中共争取东北的斗争

本文分析了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共争取东北斗争的影响，认为对这一时期苏联所执行的对华政策及其历史作用应予基本肯定。     

东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结构形态比较研究

同一地域的不同乡村聚落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由于民族发展历程和社会结构的分异,不同民族的传统乡村在结构形态上表现出多样化。文章基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选取东北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村落,运用空间句法的图示与量化分析方法,针对其乡村组织结构与生活空间层次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讨不同民族村落形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受多因素协同互动影响,各民族村落结构组织方式形成不同程度的差异,决定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族群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以及针对社会变迁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此部分也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的内涵所在。     

东北民俗文化:区域社会转型的精神动力

东北民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可供开发和挖掘的传统文化资源,还可以为区域社会转型提供文化认同的基础,减缓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震荡和不确定性。最为重要的是,以创新精神和包容精神为代表的地方民俗文化特质,为区域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支撑。东北民俗文化的本质是区域民众理解他们在当代世界中位置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区域民众理解宇宙和现在的凭藉与根基。重新认识和寻找东北地区的创新精神与包容精神,找回失去的区域文化认同,完成民俗文化的创新,以民俗文化的发明与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实现社会转型的平稳过渡,也许是东北区域社会转型的可行路径。     

论东北民俗文化的喜剧精神

在我国诸多区域性"文化圈"中,东北民俗文化以其主导的喜剧精神而著称。文章对关东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乐观、粗犷的精神内核予以了自然地理生态、历史人文传统和区域群体性格等多方面的成因探索,并对最充分显现这种民俗文化精神的民间艺术、亚艺术形式——"二人转"、喜剧小品和东北大秧歌做了理性的分析与诠释。同时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喜剧观对东北民俗文化的性质作了理论的界定与阐析。     

《盛京时报》广告所见日本对东北的奴化与掠夺

《盛京时报》是近现代东北地区一份有影响的大型中文报纸。它是由日本人中岛有雄于1906年在奉天(沈阳)创办的。在该报存续的38年中(1906~1944),不仅反映殖民统治者的意志,而且亦成为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东北不折不扣的代言人。因此《盛京时报》所保存下来的资料对于研究日本在东北殖民时期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