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县级融媒体创新社会治理的功能与意义——一种治理媒介化的视角

媒介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由来已久,当前融媒体以工具形式作用于社会治理活动中,使社会对象成为一种治理对象而具有了可治理性。基于西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性,县级融媒体中心集信息传递、公共服务和风险控制功能于一身,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的协同化、精细化和科学化,从而达到媒介发展与治理目标的双赢效果。     

隐私政策在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的功能定位

互联网企业往往通过隐私政策传达对消费者数据隐私的尊重,但一来很少有人点开并完整地阅读它,且面对给定的隐私政策无法讨价还价,二来消费者也难以判断隐私政策的合规性如何,三来政府监管机构能否以及如何对隐私政策进行执法尚不清晰,使得隐私政策并未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实际上,隐私政策对内是企业治理规范,是企业积极主动地拥抱隐私、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对外则是沟通消费者与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桥梁,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隐私政策文本不仅要体现法律遵从性,更要落实到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在企业、政府、行业与消费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搭建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保护的共同体。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结构和实现途径

本文通过词汇联想、词汇分类研究后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可分为三个维度:个人物质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国家与社会环境维度。通过美好生活需要测量工具的编制和社会心态调查发现,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均有较高相关。心理健康、生活压力、社会公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等社会心态指标都是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影响因素。     

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探析

古巴比伦王国继承并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正义理念,颁布正义敕令原本只是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临时举措,在古巴比伦王国中后期发展成为国王登基后的第一要务。正义敕令减轻了部分人员和机构的负担,有利于维持公民群体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然而,它并非普惠全体臣民,而是仅仅惠及部分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人员和机构。虽然国王颁布正义敕令的主观动机是笼络人心和巩固政权,但是,它客观上有利于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古巴比伦王国的正义敕令的确曾被付诸实施,然而其时效性往往成为规避它的手段。总之,正义敕令是古巴比伦王国巩固政权的一种策略,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实效的发挥。     

风险社会理论与重大疫情事件中的思想政治价值引导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反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多维度社会-政治动力学,反思对于积极开展疫情发展中和疫情结束后的思想政治价值引导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结合现代性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并透视风险社会与现代社会阶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会治理的系统相关性,我们为未来的舆论引导和价值观引导确立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高度,最后,在具体引导的对策上,提出积极利用国际舆论场的正面资源的比较性阐述方法,主动引导大众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科学理性思考重大疫情所涉及的思想政治问题。     

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三重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论断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谱系,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本质。科学梳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回答新时代"革命是什么""革命从何而来""如何革命"的问题,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分享经济: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目的/意义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分享经济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于参与者的增长。拥有物质资源的消费者作为提供者参与分享经济,对经营分享经济的企业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消费者物质主义对提供资源参与分享经济的关系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及假设进行分析与检验。 结论/发现 （1）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情感价值在消费者物质主义与参与分享经济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2）不同的物质主义对参与分享经济意愿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工具性物质主义通过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情感价值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参与分享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终极性物质主义对分享意愿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但通过经济、社会及情感价值的遮掩效应,对参与分享经济意愿产生正向的增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