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让社会运转起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建构

当下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冲突持续不断和小区早衰等各种困境,充满挑战。为更清晰地理解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困境,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通过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哲学及话语三种传统建构以及个人与国家间的联系机制,可呈现出国家与社会间互相建构的关系,进而构建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转向,并发现社区、小区中存在的关系性、政治性及利益性三种公共生活。从国家与社会互构关系的角度看,多发的利益冲突理应引发相应的转型:社会冲突之所以持续是因为社区和小区中利益性公共生活的缺失,同样也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矛盾无法转移使得利益冲突各方持续对抗。为解决这样的困境,在建立能使利益性公共生活正常运行机制的同时,亦应随之构建出契合的配套制度,以实现社会良好运转和国家繁荣昌盛。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线索。该问题的核心内涵是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黑格尔首先洞见到了市民社会的反伦理倾向,并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马克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两步对该问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先通过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明确断定市民社会并不同时具有伦理功能,而只有反伦理倾向;接着,又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分析,在阶级统治的理论框架之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把市民社会概念转化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判断转化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的断定,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的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存。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出发来具体阐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方言技能是社会认同的一种信号机制吗——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方言技能能否成为社会认同的一种信号机制。分析结果发现,方言技能可以成为本地人和流动劳动力社会认同的一种显性信号机制。具体表现为,在个体层面上,方言技能会显著增加互助情况、邻里信任和交往频率等社会互动,进而增加当地定居意愿。在群体层面上,方言技能会负向影响社会互动和当地定居意愿。进一步分析验证了方言技能社会认同效应的稳健性,并排除了方言技能的人力资本效应假说。研究结果在丰富社会身份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对新型城镇化社会治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