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儒学新变与陶渊明思想

汉末至东晋,荆、江地区的儒学传统是“兼容博宗”、“慕通义理”,传统观念中“仕”与“隐”的对立一度趋于淡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陶渊明的思想也由先秦“原儒”的“复古”发轫,沿着“黄唐”之情一路衍生开来,在对“真淳”之世的追忆中寻找着“任真”与“守志”的平衡。     

郭象玄学与山水诗之兴起

郭象玄学"物各自造"将本体与现象统一于"物",使得人们摆脱了形而上的运思困扰,物物无碍、事事无碍的自由兴现成为可能,山水景物为物象之自然已然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之中。郭象玄学高标"放浪形骸"、"情寄八方",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彻底释放出来,带来了个性主义的高扬,士人的山水游赏、朝隐一时蔚然成风,为山水诗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水诗的兴起得益于山水摆脱功利的审美目的之后与个体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契合,而郭象玄学无疑从这两层方面完满地勾画出了山水诗之所以兴起的文化轮廓。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全书围绕"用典"问题,进行了大量原创性的工作.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婚姻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特定的空间背景，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吴会地区、荆襄地区是承继东汉婚姻礼制传播高潮而继续拓进的区域；建康京口地区、豫章地区则是因婚姻礼制的阶层渗透和地域拓展而跃上时代发展前列的两大地区；淮南地区是婚姻礼制由发展的先进地区而趋于缓慢的一个地区；岭南地区、闽中地区则是婚姻和制从无到有、开始萌芽传播的新地区。由此可知，东晋南朝各地区实行婚姻礼制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婚姻礼制的拓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     

论汉晋招隐诗的两次复变及文化动因

招隐题材自西汉至西晋经历了两次变异 ,即从招还隐士到寻访隐士再到追求适性之隐而招还山林之隐的复变。从汉晋两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文人心理视点 ,探讨《招隐》诗起伏衰长的深刻动因 ,可以把握中国古代隐逸的历史走向。     

就《世说新语》看玄学对魏晋士风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世说新语>为例证,分析了玄学对魏晋士风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玄学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魏晋士人人性的觉醒;二、玄学也深化了魏晋士人的审美意识.     

试析魏晋玄学认知路线对"像"的态度

避开玄学本末有无的议论,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玄学认知路线中3个阶段对"像"采取的有区别的超越态度,最后指出这条路线使得哲学与美学联系非常紧密,因为整体把握的超越认知路线造成"境界"的产生,而"境界"则带有审美的性质。     

东晋诗歌哲理化思潮探析

魏晋是一个"哲学时代",哲思对文学的广泛影响是我们研究魏晋文学时不应回避的,只有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一影响,才能正确理解魏晋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对东晋诗歌哲理化之特征、成因、影响作初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