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理与意境

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形神之论、玄理之情,强调对整体内在的生命与精神的把握,追求一种"心与神契"的"妙境",表现真性情,体现自然之道,这不仅促进了意境理论的形成,也是对其内涵的实质性阐释.     

论曹魏玄学中诸子学的因素

玄学与经学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玄学的兴起，是由复杂的历史积因汇流而成的，尤其是早期玄学与诸子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在研究玄学的源流时，除了易学、老子和庄子所谓的“三玄”之外，诸子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     

嵇康与山涛"绝交"新探——《与山巨源绝交书》再解读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考察嵇康与山涛关系变化的重要作品,学界以往认为该文出现之后二人即进入"绝交"状态的说法,忽视了历史上关于此文的争论,也未能很好地把握有关当时状况的某些史料,实为误读.联系现存的史料片段,从嵇山二人政治选择、私人关系、人格素质、思想倾向等方面综合解读<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发现,所谓"绝交"只是人们在对文本层累误读中关于二人关系形成的不恰当定位.二人人生选择不同的深层次原因是他们在个性气质与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从而展现了不同的人生趣旨,不能因人生选择不同来判断二人人格的高低,进而断定二人绝交.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五胡十六国时期,略阳氐族苻氏自陇右而关中、中原的迁徙发展,以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域佛教文化的借鉴、对新兴的玄学思潮的接受,在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中,堪称典范.苻氏家族崇儒学、奉佛法、谈玄论道,不仅是争承正统、君临华夏的需要,也是提高家族地位、跻身于衣冠世族的需要,更是特定时期多民族文化趋于融合的历史必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苻氏家族最终未能实现一统华夏的梦想,但是,其自身体现的进取精神、对多元文化的兼收并容以及促进多元文化交融的客观效应,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讨学习.     

庐江何氏与东晋佛教

东晋时期佛教传播渐广,玄学与佛教日趋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庐江何氏家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充等人捐助寺庙、优待僧尼、遵守斋戒,确立了其家族“世奉佛法”的传统。不仅如此,何充还利用其主政之地位,确定相关佛教仪规,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护法之士,影响此后佛教的传播。     

论释氏讲唱与中古小说的关系——以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为中心

从民俗佛教和口头传播的角度看,东晋佛教民众化运动过程中佛教徒面向世俗的讲经和唱导活动直接促使了中古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释氏辅教之书在创作主体上有一个由佛教高僧到在家居士再到普通民众的扩大过程。     

郭象玄学与东晋士人的诗意化人生

郭象玄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顶峰,他的"独化论"和"性分论"以全新的思路诠释了<庄子>,他否认绝对自由和逍遥的存在,认为所谓逍遥,并非是对客观外物的摆脱和超越,而是主体内在本性的自我满足.这一观点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郭象玄学为东晋士人的诗意化人生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王弼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王弼的“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是对老庄“美在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建立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并从总体上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重视自然、崇尚朴拙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天放的人格美、怡情畅神的自然美和自然天成的艺术美。     

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理论的互动——论《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将新古典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题材相结合,运用"非个性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理论、意象、象征等手法展现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是艾略特批评理论的文本示范。通过该诗对艾略特理论和诗歌文本进行同步分析,为艾略特研究提供一个较新的视角。     

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