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阮籍的社会关怀

嵇康、阮籍一直给人们留下批判者和隐逸者的形象 ,联系其理论背景和玄学领袖等因素进一步考察 ,可发现他们社会关怀的内涵深沉而博大、复杂而矛盾 ,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 :一曰坚持理想 ,在玄学受压的局势下 ,态度鲜明地正面表达“无为而治”的主张 ;二曰非议名教 ,不涉及当时当世 ,纯粹在理论层面上批判名教 ,进而将经典、圣人一同清算 ;三曰腾精蔑世 ,面对现实政治和统治当局的所作所为 ,用“放达”的姿态表示不合作和鄙视。     

道家生命观论纲

道家生命观是道家诸子关于生命问题的基本观点 ,主要内容包括 :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观、阴阳气化的生命机制观、形神兼养的生命结构观、生死更替的生命过程观、重人贵生的生命价值观、自然朴真的生命本质观、无为之为的生命存在观、形神兼养的生命修养观、身心超越的生命境界观。上述内容相互关联 ,纵横交织 ,构成道家生命观的理论框架。道家生命观深刻与偏颇并存 ,我们应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东晋初年王导施政方针述论

东晋建立之初，统治阶级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势，对内需要稳定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对外需要抵御北方胡族政权发动的军事进攻。身为宰相的王导，认真总结西晋王朝因腐朽残暴和内争不止而速亡的深刻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国情、顺应民心的治国方针。本文将对王导在东晋初年的治国方针，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东晋王朝并不是腐朽的西晋王朝在江南的继续，它是一个振作的王朝、有作为的王朝     

试论陶渊明的“和平”性

鲁迅先生说陶渊明的作品是“和平”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里，他“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加之自身性格方面之原因，及当时玄风之影响，他最终选择了一条归隐田园的路。与山川相拥，与农民同劳动，与自然相亲近，最终才有了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田园诗歌。     

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

东晋南朝时期,屯田活动相对于曹魏急剧衰落,然屯田之议却不绝于朝中,屯田思想亦在不断发展,虽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东晋时期注重中央财政的增强,对屯田机构的设立关注颇多,且多为民屯倡议;南朝时期注重边防,强调军镇财力的增强,而不再关注机构问题.屯田活动的开展,在五朝时期多与军事相关,其分布亦多在北面边镇,虽然规模远不及曹魏时期,然在军事活动及边防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     

东晋玄言诗的审美特征

从西晋末永嘉到东晋末的义熙 ,近约一百一十年 ,是玄言诗大盛的阶段。当时玄言诗统治了整个诗坛 ,几乎到了无人不作 ,无人不写的地步。如著名诗人郭璞 ,他以游仙名世 ,钟嵘称他为中兴第一 ,是着力改变玄言诗风的人 ,可郭璞却也创作了玄言诗。刘琨诗歌满含清刚之气 ,被认为是继承汉魏风骨 ,可他的《答卢谌诗》中的一些篇章 ,却也透出浓郁的玄言风彩。他自己说 :“昔在少壮 ,未尝检括 ,远慕老庄之齐物 ,近嘉阮生之放荡”。 (《答卢谌诗序》)在现存的玄言诗中 ,大多是东晋诗人之作 ,而且 ,东晋还出现了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道林、慧远等著名…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

“清”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哲学和美学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玄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审美趣味的细微差异,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前期以“清省”为主,而后期以“清丽”为主。     

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魏晋法律在形式即体例方面具有浓重的名理学化、玄学化色彩。当时舍具体、重抽象的学术风气,名理学“循名责实”的特点,玄学重视理论辨析、抽象思维的风格,对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律》、《法例律》的出现,以及对律目篇章的调整和析分,更是当时学术风气的直接产物。因此,名理学和玄学是推动魏晋法律新体例确立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