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约的史学思想

沈约以发展变易思想审视历史，把历史看成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看到后代对前代的因革损益，认识到历史上许多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又以天人感应思想思考历史，将君主受命视为天意，以阴阳灾异解释历史现象。沈约还以民本思想为依据考察历史演变，看到了民心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主张治理天下要行善政，肯定那些因民、顺民官吏的业绩。他对人物的评价受到玄学思想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据。     

汉晋之际学术现象探析

汉代经学和儒家所倡导的礼义制度随着汉王朝政权统治的衰落而日趋空疏和虚浮,黄老刑名法术之学代之而起,从而形成以形名为核心的谈辩风气,旋即演进为玄谈和玄学。何晏指出归元致一是最有效的治学之道,王弼则提出自觉以执一方法治学的要求。士人们不仅在思想深处将儒道两家融会贯通,而且吸收了其他方面的学说和文化。南北朝时期,人们观念理论和思辩的对象层面开始下移,士人的思索重点转向了形神关系,而有无关系问题则随之在人们头脑中退居二线。汉末六朝学术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划了一个弯。     

论郭象的无为论

郭象的政治哲学可称为无为论 ,他把无为解释成自为和不为 ,即自尔而为、无心而为。落在人事政治上 ,就是“各当其分” ,各在其位 ,位称其能 ,能尽其职。他主张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重在用人而不在于亲事 ,贵在能用天下之才而不求自己必是天下之才 ,不应以一己正天下而应任物自得 ,同时应保护农本。“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 ,即克服了矛盾冲突的最高和谐 ,是郭象玄学的终极价值理想。郭象以“独化”说论证无为政治 ,认为事物各自独立的变化发展构成了世界的原始和谐 ,政治的运作因循独化之理 ,就能复归于和谐。     

东山再起

东晋谢安，字安石，出身名门，少有重名。与当时大多数名门子弟不一样，谢安对踏入仕途长期持一种观望甚至拒绝的态度。年轻时，谢安曾短暂地被征辟为司徒府幕僚，担任佐著作郎的职务，但很快就被他称病推辞掉了。嗣后在长达20年的岁月里，谢安一再拒绝官府征召，隐居于会稽东山，与友人“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过着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然而，长期的隐居生活并没有使谢安为世人所遗忘，反而背负了“安石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众望。直到40岁左右，在重整时局与重振家风的双重压力下，谢安才应召出仕，走出东山。后累迁为相，指挥打胜了“淝水之战”，使东晋转危为安，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东山再起”也因之成为千古流传的典故。     

试论《文心雕龙·原道》中的玄学思想

本文拟分析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道”与玄学之名教与自然合一观之间的关联 ,并以此推论《原道》篇之“道”所体现的思想乃魏晋玄学思潮在文论上的表现     

《物不迁论》佛学思想评述

以试图超越“迁逝”之感为视角,把僧肇《物不迁论》一文放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上来考查其价值、把握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     

魏晋玄学的文化精神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它崇尚理性思辩,追求人性“自然”,开创了一代哲学新风,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作为时代风潮,它在扬弃儒学的同时更闪耀着人性发现的绚烂光芒。     

玄学与阮籍、陶渊明的人生思想

魏晋是一个玄学的时代。阮籍和陶渊明都接受了玄学的深刻影响。然而两人的玄学观又有明显差异，它折射到人生思想上，一个悲观消极，一个恰然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