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东晋士族的艺术教育

东晋政权仅存百余年 ,却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众多艺术大家。东晋艺术的繁荣 ,呈现出鲜明的家族传承的特点。这种现象与东晋门阀士族颇具特色的艺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20世纪以来郭象研究之述评

回顾百年来的郭象研究,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人基本围绕着郭象其人、《庄子注》文献校勘与作者考辨等进行基础性的文本研究,鲜有从思想层面关注郭象玄学的著说。80年代以后,大陆、台湾地区、日本以及韩国等地关于郭象及《庄子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学人大体从庄注著作权,郭象其人及其著作,"有无"、"自生"、"玄冥"、"独化"问题的研究,逍遥论、适性安命论、名教自然之辨,郭象玄学的通论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关于郭象研究的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20余部。总体而言,郭象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少盲区和疑惑还有待于梳理与深入。     

管辂易学研究——兼论术数学的思维方式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巴罗克文化传统与17世纪英国玄学爱情诗歌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持有悖论式的爱情观:一方面,他们眷恋世俗爱情的肉体愉悦之感;另一方面,他们也渴盼冲破世俗的羁绊,升华到圣洁的精神之巅,与上帝之爱结合。玄学爱情诗歌通过"奇思妙喻"将不同的感官体验并置融合,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偏离了文艺复兴时期精神化、理想化的彼特拉克式爱情抒情诗,彰显了巴罗克文化传统关注动态、主体创造性及张力等内涵的特质,让读者体验到了独特的玄学情感经历和爱情历程。     

山水方滋 玄言未退——论王弼的《周易》研究对魏晋六朝山水诗勃兴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王弼的《周易略例》及“述易之大衍”等易学研究成果分析,立论以为王弼之《周易》研究的旨趣、方法,尤其是他所完成的在“在人的自觉”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沟通、对话等是构成晋朝间山水诗勃兴的哲学基础,或云为晋宋间山水诗的勃兴提供了审美的旨趣与方法。由此展开了对《文心雕龙》之命题“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深刻反思     

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

建国后,南京地区陆续出土了6方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墓志。此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十分丰富,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不断积累的过程,且多与谢氏仕宦、婚姻、里籍相关。谢氏仕宦、爵位地名的变化,反映了其家族江左发展的地域轨迹;谢氏姻亲地望的变迁,则反映了其地位攀升的发展历程。墓志地名所反映的诸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东晋南朝谢氏一族的兴衰历程。出土的6方谢氏墓志,也指示了谢氏家族的3处葬地:建康县石子岗、江宁县(或秣陵县)牛头山、溧阳县葬地的变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念:魂归故土与安处异乡。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