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强盛--兼论祖国统一

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国家，三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对中国国家及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对增强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华民族认同是最能达成一致、最具有广泛性的要素，它对于在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上形成强大向心力、抑制分裂中华民族的思想、促使中国早日实现统一有积极的意义。     

发展两岸经贸、实现两岸“三通”有利于祖国统一

发展两岸经贸、实现两岸“三通”有利于祖国统一,对两岸经贸交流中存在的弊端与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     

海峡两岸金融一体化模式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推导了海峡两岸金融一体化的模式。文章首先阐明金融一体化概念 ,接着介绍两岸金融开放的现行政策和两岸金融交流的现状 ,并进行两岸金融短期到中期交流与合作的展望。然后 ,更为一般化地探讨了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一般方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落实到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具体的步骤上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起两岸金融交流渠道和两岸金融基础设施。同时 ,分析了海峡两共同市场的特性———较欧洲共同市场更具流动性、也更具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特征 ,以及分析人民币与新台币从目前间接通汇到将来两岸货币一体化的必然性和发展历程 ,并指出两岸货币区较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为更优的货币区。最后 ,两岸货币一体化带来两岸金融市场与金融业各种形式的差别的彻底消失 ,从而实现两岸金融一体化     

两岸“三通”对香港经贸中介地位的影响分析

香港长期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中介和桥梁。随着台湾当局落实“入世议定书”中关于直接贸易和直接投资承诺日期的临近和两岸航空业界谈判的进展,两岸“三通”已势在必行。“三通”虽对两岸经港转口贸易产生一定影响,但我认为对作为两岸经港贸易主体的两岸经港离岸贸易影响不大,“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大陆台商的资金运作基地和资金调度中心的作用仍将不可代替。     

陈水扁执政后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立法的调整

陈水扁执政以来,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除两度修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外,还全面检讨了“条例”的配套经贸子法。从“条例”及其经贸子法大幅、频繁的变动来看,陈水扁执政后的两岸经贸立法表面上似乎有较大的松动,但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台湾当局在修改两岸经贸法规时始终坚持“开放与管制”并存原则。这主要是由于民进党当局根深蒂固的“台独”意识与自信不足而造成的。     

论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统一中的建构意义——兼论海外智库与学者的国家统一观

国家认同是一个历史持续变迁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历史文化认知系统的形成、制度构建、正当性的阐释是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法律共同体的实施,是国家成长的三个重要维度。"中华民族"是两岸的共同母体,两岸要逐步在一个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谋求共同的政治行为。而且,中国的百年奋斗将帝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政治结构安排、民族和文化宗教认同等一系列法权安排。     

简析苏州运河两岸环古城风貌景观规划设计

一、项目背景与概况 苏州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同时也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现代城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苏州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2002年，经过专家讨论和方案论证提出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苏州运河（宝带桥至觅渡桥段）两岸景观规划为环古城风貌保护三期工程，规划场地位于苏州古城东南，具体规划范围北起觅渡桥，南至澹台湖运河转折处，河段全长约3．35km，两岸各宽100--450m，规划用地总面积约110hm2。     

2008～2009年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形势分析

2008年,是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在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的形势下,中断近十年的海协会与海基会恢复协商,先后举行两次重要会谈,达成六项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协议,努力了近30年的两岸直接"三通"基本实现,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海峡两岸贸易增长放慢,台商对大陆投资有所减缓,大陆台资企业经营面临转型升级的困难加大.2009年,两岸经贸协商继续进行,并有新的突破与发展,但两岸贸易与台商对大陆投资仍面临较大压力.     

交易所监管制度历史演化及其对两岸监管合作的启示

从整体上把握交易所监管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及一般规律,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交易所监管制度演进与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认识到交易所这类组织化市场自我协调、自我管理的潜力与局限,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交易所监管制度,同时拓展两岸交易所合作与完善监管制度框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