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译书院及其译印图书

南洋公学译书院开办时间尽管仅有短短的五年,却编译出版了６０ 余种图书。张元济与严复为什么会亲密合作译、印《原富》以及对译书院选题的影响;译书院译印图书名目与数量;译书院引进西方书籍的宗旨与原则;译书院创立时间、翻译人员及译印图书产生的社会效益。译书院为中国近代出版史、教育史创下了多项中国之最,对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和思想解放,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了解和学习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及其国民教育,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近代中西学之争与严复译介西方逻辑

近代以来 ,西学东渐 ,严复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特别重视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哲学与逻辑学理论 ,他力倡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 ,一切学之学”,深刻批判了中国旧学的逻辑方法论 ,真正启动了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     

严复政治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严复的政治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力主维新变法，是一位进步的改革思想家；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前，主张“教育救国”，但政治上日趋保守，辛亥革命后，政治上复辟帝制，思想文化上尊孔复古。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最根木的原因是他的世界观决定他的政治态度必然日益右倾。第二，严复阶级地位的局限，是他政治态度变化的阶级根源．第三，严复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存在不彻底的局限，是他政治落伍的重要原因。     

试论严复自由主义之群己平衡观念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对"自由"的把握和导向有自己的特征。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在向人们宣扬自由精神之外,也通过阐说群己之界,劝诫人们不要流于狂恣。严复在讨论群己关系时,与弥尔主义"己重群轻"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严复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是建立在群己平衡的基础之上,即他所说的"克己自繇二义不可偏废"。     

严复晚期旧学观探析

严复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其在晚期大幅度地否定西学 ,回归旧学 ,有其对旧学独特的文化理解 :旧学是国性民质之源 ;旧伦理道德是塑造国性民质之核心 ;旧学精神永存。他同时提出“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旧学。这无不体现了严复晚期充分的民族自信力和深沉持重的文化识见 ,也蕴含着他对中国国情的冷静观照。然而这种文化态度对旧学作了超时代、超民族的理解 ,淡化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转型、文化融合、文化创新和迎纳世界新知的自觉意识     

论谭嗣同、严复的启蒙思想

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严复均注重民主启蒙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这使他们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阐述君主由来,申明民本君末。第二,抨击专制君主背离了君主的原初职责,成为天下之害。第三,提出废除君主专制的方案。这些构成了两人启蒙思想的主体内容,也成为两人思想的一致性。进而言之,谭嗣同、严复启蒙思想的一致性是谭嗣同、严复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拉开了他们与其他近代思想家之间的学术分野,同时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是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深化和推进。     

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世纪轨迹

中国自由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最为深重之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的张力与矛盾中，批判传统以扫清救国建国的障碍。倡导自由民主以启智救世．苦心探索，呼号于世。但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致使自由民主的价值诉求沦为空洞的口号。无法真正落实。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中国四代自由主义者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从对传统的拒斥、疏离走向反省和认同。逐渐走上一条理性沟通的新路，昭示出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新方向。     

试论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的影响——以严复译本《天演论》为例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因此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化地位,都会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从严复译著《天演论》的翻译中,探讨理解和传达过程中文化环境对译者翻译文本的择取、文化立场、翻译方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影响,译者通过增删、换例、按语等意译手法,揉合异化的内容和倾向归化的语言和形式,融汇原文神理,创作了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文化和思想的译著。     

19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

19世纪后期,对西方"富强"的关注日益成为时代的中心话题。本文以郭嵩焘和严复这两位热心时局并曾亲历英伦的先行者为代表人物,探讨其关于西洋富强的认识同异及背后原因所在。郭、严二人分别以人心风俗和近代学术为富强之"本",这一观念出入在知识与道德的不同进路上与本土思想史上的朱、陆异同遥相呼应。文章继而提出其时国人关于西洋之"本"的第三种观念,也即制度的问题;并试图结合清末历史实际,就风俗、学术、制度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有所辨析。     

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比较研究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此,严复本着"富强"中国的目的将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引入中国。在赋税理论上,严复对英国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赞成有加,但同时严复又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思想分析中国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合理性,这显示了严复思想的不足之处;在赋税原则上,严复对斯密的"平等"、"确实"、"便利"、"节省"税制四原则大加赞赏,主张中国税制采用"平"、"信"、"便"、"核"四原则;在赋税来源及用途上,严复与亚当·斯密都主张赋税在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惠及于民,但在赋税的来源上,尤其是在对工资征税的问题上,严复与斯密的观念又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复对挽救晚清危局的贡献及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