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澳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比较研究

水资源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水资源的供不应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忽视水循环的客观规律和超过水资源的可再生能力,进行过度开采和利用所致。对流域取用水总量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是确保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性非工程性措施之一。在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方面,美国的大湖-圣劳伦斯河流域、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流域是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两个流域。基于对这两个外国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内容和效果的讨论,对三者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可供中国利用的外国经验,提出完善中国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的若干建议。     

借“星光‘证明自己

走进曹杨职校的第一天,我就耳闻“星光计划”大赛,每位老师和学长都似乎对它情有独钟。在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下,学习烹饪专业的我,也开始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光”。     

医疗侵权过错的证明困境及其对策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被告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存在很大的困难。根据原有的司法解释,我国对医疗侵权案件实行过错推定,即要求被告医疗机构对自己不存在医疗过错负证明责任。但《侵权责任法》改变了这种做法,改为原则上要求患者对医疗机构存有医疗过错承担证明责任。新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其实施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对医疗侵权宜继续实行过错推定制度,即对医疗过错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待时机成熟时,建立医疗侵权无过错责4-2制度。     

刑事证明标准作用原理和规制机制

刑事证明标准在理论界存在争议。很多诉讼法学者希望能够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从人类语言表述的特点和刑事案件本身形态的多样性来看,可操作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另一种标准是存在的,通过规制裁判者的内心来达成内心确信,形成一种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说,刑事证明标准最终的解决道路在于授予权力和监督权力的统一,即既在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之内授予心证者独立而自由的心证权力,又通过另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来监督心证者的裁判,同时,对有过错的心证裁判予以依法惩处。     

试论包拯的执法思想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史称“闾里童稚妇人,亦知其名”,“小夫贱隶,类能谈之”,足见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包拯于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因父母年高,辞官归里,后又守父母之丧,“十年无宦”,以孝闻于乡里。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守丧毕,重新入仕,先后知天长县、知端州,然后由地方官转入京官,历任开封府尹、御史中丞、三司使直至枢密副使。包拯从政二十余年,官阶由小至大,执法活动范围由地方到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对京津冀地区农业干旱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多年来一直是水资源匮乏的区域，近年来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落实，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因此，系统研究京津冀地区的干旱情况，精确预测和评估旱情发生的规律和危害，可为区域水资源调控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未来农业用水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基于2000-2016年5-10月份MODIS NDVI和LST月数据，利用TVDI模型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干旱监测，探讨其干旱的时空分布，在此基础上，结合MCD12Q1 Land cover type2土地覆盖数据的马里兰分类方案，将土地覆盖分类修改合并为两大类：农用地和非农用地，作为提取农用地TVDI的底图，并进一步分析农用地受灾的情况。结果表明：2013年之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提出对京津冀农用地影响非常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用地干旱面积增加。     

逻辑思维与偏见之关系略论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思维。但我们在考察逻辑思维时却发现，它在证明科学理论的同时常常也证明着伤见．如何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捍卫真理而摒弃谬误，成为克服偏见这种思维“病毒”的有力武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力图从逻辑思维与偏见的关系入手，根据科学史上逻辑思维与偏见顽强抗争的事实，探讨战胜偏见的主要途径。     

概念证明中心: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启示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通过“死亡之谷”和“达尔文之海”对创新过程中研究成果产业化所遭遇的障碍和陷阱进行了阐述。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着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主管部门政策冲突、大学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配套服务滞后等瓶颈。美国研究型大学概念证明中心是一种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组织模式,文章分析了概念证明中心的产生背景、功能和运作模式,并阐述了其对我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启示,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大学科研考评体系、完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和优化大学创业生态的建议。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