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重点审查认罪的真实性     

论习近平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首要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根本要求,是政法机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的致胜法宝。要以扭住职业良知、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制度约束、执法司法公开、积极培育优良的执法司法环境等环节为重点,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关系,提高政法干警的执法司法素养、完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加强执法司法管理监督、改进执法司法方式,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非奇异H-矩阵的一组迭代判别准则

本文通过构造新的正对角矩阵,给出了一组非奇异H-矩阵的新判别准则,推广和改进了相关已有结果,并用数值算例说明这种判别准则的应用广泛性。     

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

达米特区分了演绎辩护问题的三个层次:演绎论证的句法有效性的辩护、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以及演绎推论如何可能的辩护。第一层次的演绎辩护不存在问题。就第二层次的辩护而言,分子论语言观是其语言哲学前提,从基于分子论语言观的意义理论出发,借助于可靠性或完全性的语义学证明,可以构造一个演绎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辩护。第三层次的演绎辩护问题主要是演绎推论的有用性的辩护,它要求以承认真与真的认识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间隙的意义理论为基础。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过大,难以说明语言理解和语言学习;而彻底的观念论意义理论所允许的这种间隙又过小。达米特认为,解决第三层次演绎辩护问题所需的意义理论,就真与真的认识的间隙而言,它应比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小,而应比彻底的观念论的意义理论大。达米特的演绎辩护思想揭示出意义理论对于现代逻辑的重要影响。     

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

宋代的证据证明看似无理性,但却暗含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证明原则。宋代的证据证明原则可概括为:以证据为基础的根勘情节裁判原则、情理约束下的自由心证原则、躬亲审查证据的原则。对宋代证据证明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代的证据证明。     

对《数学分析》教材中一道习题的证明的反思

在平时的数学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由于对定理或定义理解不透,在应用书中定理或定义解题时常会犯一些偷换概念的错误。本文通过对一道数学证明题的错误证明的分析与反思,启示我们在教学中要多思考,多参考有关资料,多发现同学中出现问题来提高课堂教学的思考性,让数学课堂活起来。     

论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途径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正稳步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这对我国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明执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执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能否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得到最切实有效的保护、社会能否稳定，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此，严格、公正、文明执法，首先要对其重视，理解其内涵，其次要实行检务公开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开保文明。     

从新西兰损害赔偿制度看正义理念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 在世界范围内, 过错责任在各国的侵权法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然而, 进入20世纪, 严格责任在各国侵权法中的比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许多学者甚至提出了能过超越现有侵权法结构的整体解决方案, 即综合性损害赔偿制度.新西兰于1974年将其付诸实施.作为最激进的、最典型的综合性事故赔偿制度, 新西兰损害赔偿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的综合性严格责任制度, 其基础是禁止受害人提起人身伤害之诉.尽管该制度始终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对责任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严格责任、社会保障制度符合现代社会对正义的要求.     

立法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对非法口供证明标准的剖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为非法口供的证明设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证明标准。实践中,控方举证难以达到此标准,而法官又常常以低标准作出不排除证据的裁决。问题的核心并非法律对控方证明标准的过高要求,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任意性是非法口供证明标准难以落实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