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系差异的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比较研究

运用La Porta 等的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可知,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且反董事权利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控制该公司的控制权要远低于反董事权利指数低的国家和地区.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PPP背景下控制权配置及其对合作效率影响的模型研究

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模式.本文强调PPP的契约本质,指出合作方特征、产品的公共化程度是PPP合作模式区别于传统的企业与企业合作模式的两大特点,从不完全契约视角出发本研究认为影响PPP合作模式效率的关键是控制权配置.基于这一观点本研究首次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分析中国背景下PPP合作中的控制权配置与合作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当存在企业自利性投入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参数条件下对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赋予不同程度的控制权份额是提高PPP合作效率的关键,同时适当的政府引导能够进一步地提高合作效率.随后的数据模拟也验证了以上结论.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后治理结构的优化

家族企业大多表现为家族化管理,而家族化管理的典型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重合。由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大股东与家族高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长期的,利他行为和相互信任使家族成员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因此家族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较少。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研究:基于“股权控制链”与“社会资本控制链”的比较

随着第二类公司治理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新焦点,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剥夺行为越发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在“双重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之间的偏离加大,导致控制权私利增大,这种被“修正”后的控制权私利,即被“社会资本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的控制权溢价放大的“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的控制权私利,才是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剥夺的根本动因.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文章分别时终极股东利益输送渠道的选择、剥夺行为的逻辑起点、“隧道挖掘”行为以及“二次剥夺”等问题进行剖析和深刻解读,并特别提出了显性剥夺和隐性剥夺两种剥夺形式,从而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产生环境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控制权收益都成为了公司治理的顽疾,侵害了大部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内外部环境分析,试图挖掘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背景和动因,并提出在我国当年的公司治理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     

现金的市场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使用 1998年～2004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全样本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合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背景检验上市公司所持现金的价值.结果表明企业已持现金的价值存在折价,其边际价值仅为 0.5元～0.6 元.为了更具体地检验假设,对融资约束、成长机会、控制权性质(国有控股或非国有控股)、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分层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企业特征方面,持有现金较少的企业、财务杠杆较低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或者具有较高成长机会的企业在继续增持现金时,股东对增持的额外现金给予了较高的价值评价,而非国有控股企业所持有的额外现金也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些结果与假设一致,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在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方面,当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所持有的现金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     

债转股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

债转股企业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在拥有"内部人控制权"的企业经营者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配置控制权,这是完善债转股运作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建立债转股企业控制权配置的数学模型,导出国企经营者为了获得债转股的"优惠"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并分析了债转股谈判时原国有企业拥有的效益状况及其经营者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休闲等)等因素对债转股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进而得出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根据债转股企业的实际绩效状况以及经营者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的结论;同时,为了确保这种控制权威胁的实现,必须淡化政府于债转股运作的行政干预.     

可以称为人力资本的是什么——兼说怎样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与企业剩余索取权

<正>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作为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而且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即这是一个人力资本在企业中被逐步挖掘和重视的过程。显然,这个基于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对传统的“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或股东)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