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理论与实践——读吴炫先生“二批判书”

什么是批判呢?简单说来有两重意思,其一取《哥达纲领批判》之义,列举荒谬言论、不经学说,痛加批驳,破旧立新;其二取《纯粹理性批判》之义,抓住核心概念,申明基本原理,廓清迷误,回归本原。就《中国当代思想批判》和《中国当代文学批判》来说,这两重意思都在,既批驳中国当代思想界、文学界种种错误观念、错误命题,又就思想探讨和文学探讨中一些关键性概念的涵义进行否     

辩证否定与依附性思维无助于文学创造——答杨春时、孔范今、秦弓等先生

建立在本体性否定基础上的文学的个体化理解 ,就是文学的原创性。它既不能依附于古代文化传统或西方文化传统 ,也不能沿袭以往的“辩证否定”立场 ,但目前较为普遍流行的“现代性”、“文学性”概念以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史观念中都存在着这种依附性倾向 ,这是不利于文学的原创性的     

安立自性、顺自然而行——《庄子·养生主》发微

本文论述了对待万物所呈露的道之自性,以此解释了具体的人性化、现实化,说明庄周以解牛等寓言故事为喻,论证了顺物之性、顺自然而行的思想。     

个体化与公共性夹缝中的差序利他倾向

本文从国—民关系演变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研究利他意愿的差序格局,厘清在公共性转向与个体化崛起的时期,陌生人社会道德范式的边界和制约因素,拓展对选择性利他行为的认知.通过2013年在南京市随机抽取809名市民进行电话调查,剖析公民利他行为倾向的心理形态,并研究“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如何调适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张力.研究发现,利他成本削减正向意愿,助人倾向的审时度势消解了道德认知的整体图景,呈现多层级的分殊特征,利他倾向呈现非均质分布和梯度变化的差序影态,可视为转型社会凸显个体化趋势下的自我保护策略,短期内纾解了自利与利他之间的张力.“差序利他倾向”将善行的边界在道德成本与道德义务之间进行均衡调节,实现个体化与公共性的有效衔接从而延伸善行的边界,在陌生人社会中架构互惠利他的道德秩序.     

表演的惯习：广场舞群体的生活方式变迁与自我呈现

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回答“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本文基于对广场舞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广场舞不仅是一种表演性的集体活动,也是中老年群体“为自己而舞”的代名词。无论是群体身份的传承还是自我观念的再生,广场舞看似是一种自觉自发的选择性行动,实则包含着历史观念的现实重构,凸显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特记忆与历史变迁。表演的惯习从本质上塑造了广场舞群体的精神特质,既内化于群体成员的精神世界,又外化于广场舞群体的日常生活。表演中的自我呈现是对传统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也是重新阐释对自我表达的价值界定与意义呈现。     

批判创造视野下的中国个体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191之中国化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个体弱创造之异化问题,也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个体的创造经验,提炼出“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创造”［1］的观念。中国现代个体在追求文化的自我实现过程里,从自身感性生命经验与文化性生存体验的矛盾张力中洞见自我“个体化理解世界”的独特问题,以之实现对儒道文化的批判改造,不仅可以形成中国现代个体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促发中国现代个体文化哲学的建构。     

为梦负重前行:快递小哥的成就及其限度

快递小哥是伴随着网购的兴起和繁荣产生的新兴职业群体。快递小哥的个体化生存实践表现为"社会流动"和"个体流动"的两种流动呈现,也面临个体化"身体之困""身份之困"和"心理之困"三重困局。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和肯定快递小哥获得的成就,也要看到社会转型带给快递小哥群体在成就上的限度所在。面对快递小哥遭遇的个体化后果,可以通过多方协同,改善其从业环境、维护其合法权益,给予快递小哥多一些理解与尊重,提升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和生活获得感。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

"啃老"是转型期家庭领域充满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意向的集中体现。在个体化和矛盾意向视角下,本文选取上海市的访谈案例,通过比较和谐与冲突的两类"啃老"家庭,分析家庭成员的不同认知策略及其对代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以此来展示家庭成员在利益、价值、情感方面的互构和张力,讨论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同塑造当下的中国家庭生活。研究发现,当下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自反性并未导致家庭的个体化,相反,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自反性生涯和协商实践中得以再造。社会转型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让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抗逆性。     

“漂泊”与“安顿”——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与公共性重塑

个体的精神生活离不开时代精神的依托。健全的时代精神能够给予个人精神以“安顿”,反之,时代精神的危机亦会造成和加剧个人精神的“漂泊感”。当代的时代精神面临着“个体化困境”的侵扰,即精神生活中“普遍性”向度式微与“个体性”向度高涨。“个体化”是一个关系性、动态性与阶段性的概念,“个体化困境”源于资本逻辑对现代化进程的宰制,主要表现为公共性的失落、意义的虚无以及自由个性的缺失等文化症候。对于个体化困境的扬弃,重在对于公共性向度的重视与建设。这需要我们变革旧有的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自觉资本逻辑的局限、吸纳传统文化的滋养、积极投身公共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