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中关系看中国的中东政策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重点.土耳其和中国在国土面积、资源条件等方面相差很大,但在两国关系上却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本文试从经贸发展和国际关系两方面来考察对称性和双边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欧亚大陆,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是密切两国关系最好的平台.建立土中外交轴心有助于消除两国间的分歧与隔阂,推动土中安全领域的合作和中国的中东外交.     

我国运价规制与竞争的制度变迁——以铁路运价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对交通运输业的管制开始逐步放松,交通运输业也逐步由垄断走向竞争.同时,运价改革也取得了进展,其显著特点表现在国家对运价规制的放松和运价管理权限的转移.以铁路为例,对运价的管制也在逐步放松.目前看来,铁路运价存在形成机制、结构、价格调整滞后等问题.为促进竞争,应在铁路系统内部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保证铁路运营的效率;实行"网运分离",重塑铁路行业的组织结构;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和监管制度,开放市场,鼓励竞争,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为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建立新的铁路运价规制体系框架,加强政府对铁路的宏观调控;改革铁路现行运价的定价制度;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实行激励性的规制方式,等.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

为了探讨南宋末期的军政危机,通过深入梳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方法,认为:就南宋末年的大背景而言,景定年间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的措施,反映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关系,更深层则是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制度模式.南宋末 期军制的变化使得军权下移,而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二者的尖锐对立导致刘整叛宋.     

银行如何把握政策变化度？

宏观调控，资金的流动性从有松有紧到全面偏紧，成为引发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潮的“导火索”——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新时期我国零售业发展特点及政策建议

加入WTO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零售业在规模、结构、效益、经营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同时也面临来自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压力和行业内现存的发展模式粗放、企业核心竞争力低、规范化程度低、人才短缺等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从财政、税收、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快完善零售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为零售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洋侨教政策负面影响述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缘故，国民政府十分关注海外华侨尤其南洋华侨的教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华侨教育体系，学校和学生数量呈上升趋势，学生素质也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侨教政策自身固有的弊病，给南洋侨教带来了相当的消极作用，限制了南洋侨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试论股份回购对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指出股份回购是抵御外来收购、优化资本结构、提升公司股价、分配股利以及经营者股权激励等的有效手段,有助于优化资本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分析了股份回购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票价格、股利政策、公司风险、财务指标等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试论政治因素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政治因素一直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工作将政治学和经济学相分离。文章在阐述经济学与政治学再次融合的背景和意义基础上，通过分析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激励约束考察了政治因素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渠道，并分析了其方法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政策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是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一个涉及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然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极不完善，这极大的牵制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要性出发，总结当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思考。